[微风]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一个月后，杨勇收到信，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1950年深秋，贵州军区司令部收发室的角落里，堆着一摞被积压了半个月的信件，大多是寻亲的求助的，或者纯粹是叙旧的，压在最底下的一封信，信封脏得像刚从泥里刨出来，字迹十分丑陋。   收信人：杨勇，落款：瓦工孔宪权。   当这封信终于被递到司令员杨勇案头时，他正被千头万绪的军务缠得头疼，拆开信封完全是个下意识的动作，但当那张粗糙的信纸摊开，司令员的眼神瞬间凝固了。   信很短，没有客套，直通通地写着：“杨司令，我是孔宪权，以前在红三军团十二团当作战参谋，没死，活下来了。现在在枫香镇给人砌墙，日子难过，能不能给安排个活干？”   那一刻，杨勇脑子里的花名册翻得飞快，最后定格在一行冰冷的黑体字上：孔宪权，娄山关战役，牺牲。   一个被组织认定了15年的“烈士”，突然从坟墓里爬出来要工作？这事怎么看都透着一股荒诞。   杨勇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怀疑，他抓起电话，直接拨通了遵义军分区，语气硬得像铁块：“派人去枫香镇，查一个叫孔宪权的瓦工。别惊动他，先验明正身。”   负责去“验尸”的是个叫小王的宣传干事，他找到孔宪权时，这个51岁的老男人正骑在人家的屋脊上修灶头，满身石灰，看着和周围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有任何区别。   小王没亮身份，递过去一根烟，像闲聊一样抛出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就是三把锁。   “老师傅，哪年当的兵？”孔宪权接过烟，别在耳朵上，眼皮都没抬：“1928年。”   “哪个部队？”“红三军团十二团。”   “团政委是谁？”三个回答，滴水不漏，孔宪权的手抖了一下，刚别好的烟掉在了全是灰的裤腿上，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眼神一下子变得浑浊而幽深。   即使对上了暗号，小王还是不敢全信，直到孔宪权解开衣扣，露出了那具被战争蹂躏过的躯体，那身上，左腿、肩膀、腹部，六个黑紫色的弹孔像死眼一样盯着人。   最吓人的是胯骨，那里至今还嵌着取不出来的碎骨头渣子——那是1935年攻打娄山关黑神庙时，敌人的机枪扫射留下的纪念。   孔宪权没有过多解释当年的惨烈，他只说，那是红三军团最艰难的一仗，突击队上去七个，死了六个，他命大，昏死过去后被老乡用草药救了回来。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逃兵，他从屋后的老槐树下挖出一个生锈的铁皮盒子，里面没有金银，只有一枚锈迹斑斑的红星帽徽，和一张发黄发脆的纸条。   那是1935年3月团部留下的路条，上面那句“望地方妥为安置”，连同那300块大洋的抚恤金，成了他这15年唯一的身份证明。   这就是最真实的残酷，大部队走了，过了雪山草地，他在贵州的山沟里做起了泥瓦匠，之所以一直没找组织，理由朴素得让人心酸：觉得自己残废了，多这一张嘴是给队伍添乱。   证据确凿，杨勇拿着小王带回来的报告和旧物，在办公室里转了三圈，眼眶发红，他当即做了一个决定：找证人。   电话直接打到了湖南省委，接电话的是省委书记黄克诚，这位当年介绍孔宪权入党的老领导，一听到这个名字，声音都高了八度：“那个打仗不要命的孔宪权？他还活着？赶紧给他恢复党籍军籍！”一份盖着鲜红公章的证明信，连夜从湖南送到了贵州。   5月初的枫香镇，阳光有些刺眼，当军分区的吉普车停在工地前，孔宪权正拿着瓦刀在砌墙，工作人员把黄克诚亲笔签名的文件递给他，告诉他：“老孔，别干了，杨司令让你归队，去当副区长。”   孔宪权愣了很久，他看了看手里的瓦刀，又看了看那张薄薄的纸，即使是当年在黑神庙身中六弹也没掉过泪的硬汉，这一刻突然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   他扔掉了瓦刀，这一扔，结束了15年的隐姓埋名，也结束了一个英雄的流落生涯，归队后的孔宪权并没有吃老本，在遵义县第七区副区长的任上，他拿出了当年带突击队的劲头。   那是土改最较劲的时候，他拖着那条残腿，一个月跑遍了全区的田埂地头，硬是把最难啃的田亩复查工作完成了八成，老百姓都说，这个孔区长，心比地里的秤还要平。   1951年，组织上派他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组。   这或许是命运的闭环，那个当年在战场上拼命厮杀的红军战士，如今要回过头来，去打捞那段正在消逝的历史。   为了找文物，他把贵州44个县和周边省份像筛沙子一样筛了一遍，没有车就靠那条伤腿走，没有线索就一家一户地敲门。   整整十个月，他找回了1200多件文物，今天我们在遵义会议会址看到的那些桌椅板凳、那一盏盏油灯，每一件背后都有孔宪权颠簸的足迹。   1952年，纪念馆落成，他顺理成章地成了首任馆长，后来的日子里，去参观的人常能看到一个跛脚的老人，在展厅里慢慢地走，慢慢地擦拭那些旧物，他讲起长征的故事，比书本上写的要生动一万倍，因为那不是历史，那是他流过的血。  来源：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