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养浩在香港向法新社发表谈话，说：“要我按照台湾的要求发表反共声明，那是完全违背我的良心的，我不能向待我好的人反咬一口。”1975年3月19日，是个大日子。在那一天，北京方面做出了一个震惊海内外的决定：特赦全部在押战犯。这不仅仅是把人放了，还给了一条极为宽松的政策，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想回来的，随时欢迎。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北京方面宣布特赦全部在押战犯，总共两百九十三人。这批人里头，大部分选择留在大陆，只有十名原国民党军官提出申请要去台湾地区跟家人团聚。他们的年纪在五十六岁到七十四岁之间，亲属基本都在台湾地区，所以才递了申请表。 这十个人分别是：王秉钺，七十一岁，原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母亲妻子和四个子女在台湾地区；王云沛，七十岁，原国民党浙江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妻子儿女都在台湾地区；段克文，六十八岁，曾任军统少将专员，侄子在台湾地区；周养浩，六十九岁，原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妻子和七个子女在台湾地区；张铁石，六十一岁，原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母亲妻子和两子一女在台湾地区；陈士章，七十四岁，原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妻子一女三子都在台湾地区；赵一雪，六十七岁，原国民党军第二八十一师少校团长，从小叔父养大，叔叔婶婶和弟妹在台湾地区；张海商，六十八岁，原国民党青年军第二〇四师四一二团上校团长，妻子两女一子在台湾地区；杨南邨，七十岁，原国民党第一五〇师上校团长，三个子女在台湾地区；蔡省三，五十六岁，原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队少将总队长。这十个人都是因为亲属分离，才选择申请的。 政策落实得很快。三月二十三日，叶剑英在北京饭店宴请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当场重申愿意去台湾地区的给足路费，提供一切方便。四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专门为这十人办了饯行宴。四月十三日，他们从北京出发，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等人到机场送行。到了香港，中国旅行社负责安排生活，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段克文住尖沙嘴帝国酒店，王云沛、张铁石、杨南邨、张海商、赵一雪住加拿劳道兰宫酒店，每人一间房。 四月二十三日，台湾地区《中央日报》刊文，说这些获释人员必须公开表明反共立场才能申请入台。当时蒋介石刚在四月五日去世，台湾地区当局对这件事处理得很敏感。周养浩就在香港向法新社发表谈话，明确拒绝按照台湾地区的要求发反共声明。 台湾地区当局随后派出一个特别审查小组，五月三日抵达香港，小组成员包括反特专家和旧识。六月，香港《正报》报道说小组已经接触其中四人，并对所有人展开调查。其中八人没搬出中国旅行社安排的住处，王秉钺和张铁石转到了小组指定的富都酒店。六月四日下午，张铁石在富都酒店身亡。后来赵一雪等人去公众殓房认尸，看到尸体颈部有明显勒痕。台湾地区方面说这是自杀，北京的文强公开回应，指出富都酒店老板徐亨的背景和相关情况。 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不少议论，台湾地区内部也有分歧。原黄埔系和一些元老觉得没必要逼太紧，蒋经国一派则担心心理防线受影响。台湾地区干脆采取拖的办法，不再积极回应申请。十人在香港多次去中华旅行社和港九救济总会递材料，都没下文。 到八月二十八日，台湾地区当局正式表示不会让这九人入台。回台无望后，九人各自安排去路。张海商、杨南邨、赵一雪返回大陆；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先后去了美国；蔡省三和王云沛留在香港。周养浩后来定居美国洛杉矶，一九九〇年在当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