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敌人让杨钦典把白公馆剩下的19名地下党员全部杀了，这时，一个地下党员说：“你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把我们放了吧！” 1949年的重庆，战事临近尾声，城里外都隐隐透着要变天的气息。白公馆这所国民党重要监狱里，剩下的十九名地下党员，每个人心里都明镜似的。 到了解放边儿上了，危险却反而逼近了。这里面有名字后来被很多人记住的罗广斌，也有隐没在烟云身影中的杨钦典。故事就在这里慢慢展开。 杨钦典这人，说实话，跟其他看守比起来，有点不同。他并非什么狠辣的人物，出生穷困，看守的差事也只是求口饭吃。这一年头上，听到解放军离城越来越近，不说石头落地。 但他和一众看守的心里，其实比谁都七上八下。外头的消息一传进来，每晚换岗时，那种坐立不安的氛围就像空气都凝固了一样。 关在白公馆的地下党员，其实比谁都知道时代要变了。不时发的枪炮声，守夜时耳边的风，什么都透着紧张。罗广斌每次叫菜喂饭的时候，都细细观察身边这些看守。 有的冷漠不言，有的故作镇静，而杨钦典这种出身农家的，多半装不出坚硬模样。几句闲话、几回打探，他能抓住杨钦典心里那点动摇。 史料记载，罗广斌情急之下把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悄悄透给杨钦典，说得也分明，让他心头一下子有了波澜。 其实杨钦典怎么会不知？他甚至有点害怕。过去那些跟着国民党干的日子，还想着只是混口饭，真正到了事事敏感、烫手山芋滚到眼前，他反而不知所措了。 尤其是对“小萝卜头”事件记忆尤深。这孩子年纪小，模样瘦弱，偏偏在白公馆遇害。根据当时幸存者后来披露，杨钦典被卷入执行命令，虽并非主谋，但参与了，想后悔都晚了。 日子一天一天逼近，重庆局势愈发不稳。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临走时留下死命令，要彻底消灭白公馆里所有未转移的地下党人，说什么“不能留下隐患”。 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压抑。守卫队里不少人都怕秋后算账，谁也不愿多管闲事。不过，罗广斌仔细琢磨杨钦典的神情，看得出来他其实心思极乱，压力很大。 外表镇静，实则脚底打鼓。双方表面平静，实则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罗广斌连着几天都试探着劝说杨钦典。本来是“你也是一条命，别为了别人的命令搭进去”。 一来二去，话说深了，杨钦典终于没再装糊涂。他开口那刻，确实纠结，但终究是，被这群地下党人的胆识和信念感染，心里某处柔软被触碰。 历史档案显示，他临近关键抉择时，还曾犹豫再三，甚至专门到牢房门口踱步许久。白公馆的氛围走到紧要关头，快枪快刀只是一瞬间，而真正最危险的是动摇和犹豫。 传令兵急急忙忙传达最后关押命令，不少守卫开始带着紧张围观狱室，空气里浓得吹不散的火药味。就在这样的情势下，杨钦典以极大勇气做了决定——帮罗广斌他们一把。 他悄悄递来钥匙，放松了警戒，甚至协助迷惑其他守卫，为大家争取到了宝贵的突围时间。参加突围的都是命悬一线的共产党人，能被救出来的，个个都是靠毅力与信心硬生生争来的。 当时的细节，在之后的口述历史中都可以查到，过程充满了争分夺秒。解放进城时，白公馆的几十条命就这样被抢回来了。 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场面，有的只是深夜里那几步踉跄的脚步声。罗广斌等人成功出逃后，按照承诺，为杨钦典作了证明。在后来相关历史材料中，都能看到罗广斌这些人的证词。 组织上最终认定，杨钦典在关键节骨眼上，选择帮助了革命，给予了宽大处理。就这样，他获准离开重庆，回老家去了。 时间又往后推。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氛围变化，不少原先的历史问题重新被关注。旧账翻出，杨钦典难免受惩。他再一次进了监狱，据记载，被关了十几年。 等到出来，家已不成家，妻子去世，儿子也连累得媳妇难成，生活形影相吊。杨钦典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困顿，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孤独和悔意。 日子一天天过，村子里人来人往，他已经不大喜欢说话了。邻居提起他，大多只说他“命苦”，没人愿意多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