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告急。面对日本的全面侵华，中国内部却吵成了一锅粥：打，还是不打？何应钦和陈诚看法完全不一样。

军政部长何应钦拿出一份中日军力对比的数据，声音沉重地说，海军一周内就会被打光，空军撑不过一个月，陆军最多抵抗半年。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给出的判断也差不多。

摆在眼前的数字是冷的，逻辑是清的。按这个账算下来，开战就是送死。

陈诚没有正面反驳那些数字。陈诚说的是另一件事：日本人之所以现在动手，正是因为知道中国没准备好。等你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来了。这话听起来绕，但逻辑很硬。

陈诚又抬出了历史：孙中山北伐时，哪次不是以弱敌强？革命军凭什么赢的？不是等赢了再出手，是打出来的。

这场争论，陈诚是少数派，但陈诚没有输。

争论之后，淞沪会战打响了。中国军队在上海一带拼死抵抗，虽然最终撤出，但那句"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话，被硬生生堵了回去。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愿意打的态度，各方势力也在战火里逐渐拢在一处。

战争的走向很快验证了陈诚当初那番判断的分量。

1938年夏，日军攻克九江、安庆，大军西进，剑指武汉。陈诚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主持武汉南部防线。

7月下旬，陈诚判断出日军的战略意图，向蒋介石上报：现有兵力分散在沿江沿湖一带，处处设防等于处处薄弱，必须集中力量在赣北寻机打一场硬仗。蒋介石回电同意，决定在德安、瑞昌一带集中决战。

到了10月初，机会来了。日军第106师团轻敌冒进，孤军插入德安西南的万家岭地区，身后粮道几乎断绝，随身携带的口粮不过六天。

陈诚抓住这个空隙，调第4军、第66军、第74军三个军的兵力，将该师团围困在山谷之中。薛岳在前线组织敢死队发起突击，10月9日当晚攻入万家岭，连夜清剿残敌。

次日中午，陈诚发出"限一小时到"的急电向蒋介石报捷，称日军四个联队被围歼，"陈尸满谷，弃械遍野"。叶挺事后评价，此役可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并列。

武汉最终于1938年10月25日有序撤守，用空间换来了时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战线稳定之后，陈诚转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主持鄂西军政事务。彼时湖北七十一个县市大半已沦陷，剩余三十一县地瘠民穷，数十万军队的物资补给几乎无处着落。

陈诚一边整顿军备，一边在鄂西推行"二五减租"，试图通过减轻农民地租负担来稳固后方。这个举措在当时看来不算大事，但陈诚记住了这段经历。

1943年4月，日军第11军抽调约十万兵力、两百余架飞机，向第六战区发动进攻，史称"鄂西会战"。日军的目标是石牌要塞，这里是长江三峡的门户，守住石牌，重庆才守得住。

陈诚调集十四个军投入战斗。5月底，中国军队在江防正面挫败日军攻势，随即夺回渔洋关，切断日军后方交通线。日军伤亡惨重，31日开始撤退。

至6月18日，宜都、枝江、松滋相继克复，南岸日军全线退回北岸。

陈诚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认为危险本来就摆在那里，躲不掉。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台湾，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眼前是通货膨胀、大批军民涌入的烂摊子。陈诚想起了鄂西那几年的事，土地问题不解决，民心就稳不住。

陈诚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规定地租不得超过主要作物年收获量的37.5%；随后将公家耕地以优惠价格发售给无田农民；最后用公营企业股票和土地债券向地主换地，换来的土地再转给现耕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1953年1月26日，"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正式公布。

当年12月完成，共征收放领耕地约十四万公顷，近二十万户农民因此成为自耕农。到1960年，台湾每公顷水稻产量比1949年提高了约五成，农民净利翻了三倍不止。

从1937年那间争吵声不断的会议室，到台湾田间重划土地的那几年，陈诚的选择贯穿始终：局面越难，越不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