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参观瞿秋白纪念馆，朋友问道：“瞿秋白相当于什么地位？”淡然一笑：“他是党内极少数见过列宁的人。”如果，宋希濂所说不假，那瞿秋白就是故意求死了。


宋希濂是谁？当年枪决他的那个国民党师长，黄埔一期毕业，正儿八经听过瞿秋白讲课。解放后在政协，有个叫汪东林的传记作家前前后后采访了宋希濂好多回，把这些往事全给扒了出来。据宋希濂回忆，瞿秋白刚被捕的时候，他不但没有用刑，反而好吃好喝地供着。说白了，宋希濂心里对这个老师还是敬畏的，想用“软化”的法子把他给劝过来。师部的官兵们私下里还排着队找瞿秋白题字刻图章，他统统来着不拒。蒋介石那边也派过人，一遍遍来游说。最后一次的条件开得挺宽松，不用登报脱党，不用写悔过书，只要肯去国民党的机关里做翻译就行。瞿秋白说了一个字：不。

然后蒋介石就恼了，发来密电，要求“就地枪决，照相呈验”。参谋长去宣布消息的时候，瞿秋白正低着头专心致志给一个卫兵刻图章呢。听完之后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说了句挺狠的话：“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

读到这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慷慨赴死的英雄故事。但真正让这个故事变得复杂、甚至让人心里五味杂陈的，是另一件东西，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那篇《多余的话》。

说实话，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的时候，心情是复杂到没法形容的。那不是我们想象中英雄临刑前那种慷慨激昂的宣言，而是一个书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把自己摊开来，一片一片地往下扒。他说自己本来就不是一个“政治动物”，根本不想当什么领导人，对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他说“历史误会”了他，因为他本质上是想做个教员、研究中国文学的，却阴差阳错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最中央。他甚至劝以后的青年不要学他，不要觉得他以前写的东西代表什么了不起的主义。

很多年里头，这篇文章都成了一个“烫手山芋”。有人批评他意志不坚定，说《多余的话》是革命进行曲里不和谐的音符。有人觉得他这么写，是在否定自己的革命生涯。说实话，我倒觉得这种评价本身，才是对历史人物最大的不公。一个文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推到最高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在临终前把心里话一五一十倒出来，这份坦诚难道不比那些虚头巴脑的豪言壮语更加珍贵吗？宋希濂说他是“故意求死”，这话细想是有道理的，他不但不怕死，甚至把自己的死当成了最后一件“作品”来完成，每一句“多余的话”都变成了掷地有声的证据。

其实，“见过列宁”这四个字，放在那个年代，分量比今天的人想象的要重得多。1920年冬天，21岁的瞿秋白踏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以《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俄国实地考察。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他见到了列宁，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开会的时候，领着五千多人唱起《国际歌》。瞿秋白后来把这首歌带回了中国，翻译成了中文。他在刑场上唱的那首俄语《国际歌》，其实就是他自己翻译的那首。一个人唱着自己翻译的歌走向死亡，想想就觉得又悲壮又浪漫。他19岁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说他要给苦难的中国“辟一条光明的路”。

回过来说宋希濂的回忆。如果他讲的全是真的，蒋介石开出的条件那么宽厚，瞿秋白却偏偏要死，那我们还能把“求死”简单理解为冲动吗？我觉得恰恰相反，这正是他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最高明的一步棋。一个活着的瞿秋白，对蒋介石来说可能有利用价值，但一个慷慨赴死的瞿秋白，让蒋介石永远无法把他当成投降的标本。更厉害的是，《多余的话》虽然发表后在党内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让他就义后依然“非缠身”，但也恰恰因为这份坦白，让后人看到了一个不完美的、有血有肉的革命者。他硬是在囚笼里给自己挣出了一个说话的空间。

不过话说回来，宋希濂的回忆也不是没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毕竟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口述史和文字记录之间难免有出入，而且采访者汪东林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也会影响当事人开口的胆量和分寸。宋希濂自己是国民党将领，后来经过改造成为政协文史委员，他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内心有没有一点美化或者避重就轻的成分？这一点谁都不敢打包票。

我常常在想，瞿秋白坐在那个凉亭里独酌的时候，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会不会想起1921年莫斯科的那个夏天，列宁站在克里姆林宫的台阶上，阳光洒在那个人的身上，全场几千人一起唱起他后来亲手翻译的那首歌？他会不会想起在上海，鲁迅亲笔写给他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后来病中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强忍着悲愤和愤怒写下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一个人死到这个份上，让鲁迅这样的硬汉都落泪了，那他的死，又怎么会是“多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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