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张治中的女婿、第120军军长周嘉彬，既不抵抗，也不起义，而是直接下令就地解散部队，悄悄放走大牢里的政治犯，随后只带了一本《曾国藩家书》，默默出走香港。

酒泉机场的风大得能把人刮跑，周嘉彬登机的时候没回头看一眼。地上一万来号弟兄，他走之前就丢下一句话：就地解散，各人保重。那本《曾国藩家书》还是岳父张治中亲手批注过的，平常舍不得翻，走得匆忙却揣进了怀里。

可有一件事他没含糊。走之前悄悄签了一道手令，四个字：“暂缓处置”。牢里关着的那十几个人，一夜之间全被放走了。那里面至少有十七个中共地下党员。这道手令没人逼他签，他也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就这么不动声色地办了。上了飞机还满脑子翻来覆去地想：蒋介石那边，岳父“投共”了，自己去了八成没好果子吃。起义呢？岳父没少劝，可当了一辈子兵，临阵倒戈这事总觉得别扭。两边的路都堵死了，那就走第三条——跑。跑哪儿？香港。

说起来周嘉彬这条命，本来就是从苦水里泡出来的。他1900年生在昆明，七岁爹就没了，靠大他七岁的姑姑拉扯大。姑姑也不富裕，他就在成德中学半工半读，一边念书一边打零工。19岁考进云南讲武堂，刚站稳脚跟又不安分了，借了钱跑到广州，考进黄埔三期。毕业以后留在学校当区队长，那时候张治中一眼就相中了这个话不多、肯吃苦的年轻人。

后来张治中送他去德国陆军大学深造。五年苦读，回国后赶上抗战，在淞沪战场上带着一个团跟日军血战，身负重伤也没下火线。1940年跟张素我结婚，宋美龄还亲自送了贺礼。他跟蒋纬国在德国是同窗，交情不浅，黄埔三期出身，岳父又是蒋介石的心腹，按理说他在国民党内前途无量。1948年升任第120军军长，授衔中将，驻守西北，手握重兵。

可1949年的西北战场，谁都看得出来大势已去。马步芳早跑了，彭德怀的一野势如破竹，底下的人隔三差五就来劝：“军长，张治中先生都留在北平了，咱们起义吧！”他听了不吭声，也不表态。结果这份沉默在蒋介石眼里就是软骨头。蒋介石亲自把他叫到重庆，指着鼻子逼他死战到底。他说部队弹药不够、需要休整，差点挨了打。回到酒泉以后他更沉默了，每天把自己关在屋里，谁都不见。

走的那天凌晨，他穿了一身便装，提着一只皮箱，没惊动任何人。出门的时候在门口站了片刻，远处操场上兵营的灯还亮着，站岗的哨兵在风里缩着脖子。他转过身就走了，从那以后再没回头看过一眼。

到了香港，他租了个小公寓，深居简出，什么军政圈子都不沾。蒋介石派人给他捎话，说台湾这边给他留了个中将副部长的位子。他没回话，把信搁在桌上，翻开《曾国藩家书》看了半天。那本书张治中用毛笔批了不少字，他翻来翻去就盯着一句话：“以退为进，以柔克刚。”这大概就是他自己选的出路。

张素我一直留在北京，一面教书一面等消息。1950年，她辗转托人给香港捎了一封信，信里没写别的，只有一句话：“回来吧。”周嘉彬看完信坐了一夜，第二天就收拾行李去码头买了船票。回到北京以后组织安排他学习，学完去了水电部当参事，后来又连续当选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成了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的建设者。

1969年张治中病重住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老爷子躺在协和医院的病床上喘气费劲，可心里还记挂着一件事。他把身边的秘书叫过来，说了一句让人听了鼻子发酸的话：“你跟组织上说说，让我的女婿来看看我，行不行？”消息传到北京这边，周嘉彬接到通知的时候手抖得握不住话筒，第二天就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到了病房门口，张治中瘦得脱了相，看见他进来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伸出颤巍巍的手握住他，嘴唇哆嗦了半天就说了六个字：“娃子，好好干。”周嘉彬握着岳父那只满是青筋的手，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那一刻病房里安安静静的，谁都不忍心出声打破。

1976年4月，周嘉彬因旧病复发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张素我带着孩子们料理了后事，她后来跟别人回忆说，他最后那几天精神好的时候，总要翻一翻那本《曾国藩家书》，翻到岳父批注的某一页，就停下来看很久，也不说话。

从昆明街头的穷小子到黄埔军校，从淞沪战场的身负重伤到德国陆大的五年苦读，从手握重兵的国军军长到孤独离去的“逃兵”，再到回归大陆的水利参事——周嘉彬这一辈子绕了那么大一个圈，最后终于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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