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国号命名曾有人提议用“中华民国”，洪门大佬却直言无需隐晦，直接命名就好！

1912年初春，南京临时政府里人声鼎沸，孙中山递出一封任命书，邀请远在美国的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回国出任总统府监印官。一纸电报飞越太平洋，“不求做官，只愿革命成功”——这句话从那天起在革命者间流传，也奠定了这位客居海外的老人一以贯之的姿态。
转眼三十六年。1948年10月，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在纽约落笔《致敬书》，直言“愿奔赴祖国，参预建政”，石破天惊。彼时战局已定，北上解放在即；但在海外华侨圈，回国仍像是一场豪赌。孔祥熙劝他“留在美国保平安”，商界朋友也纷纷劝阻，老人在茶楼里抬眼一笑：“怕死，当年就不会上黄花岗。”一句话堵住众人劝言。

1949年8月9日，他带着贴身干儿子司徒丙鹤，乘机抵达香港。那是风声最紧的时候，码头外探子来回晃悠，英国警员却被中共地下组织“请”到外围维持秩序。有人回忆，老人出关时护送人员“前呼后拥”，看似排场，实为防护。经台湾海峡的邮轮上，炮声偶尔传来，舷窗震得发亮，船舱里却传出他低沉的粤曲小调。同行者悄声提醒危险，他只摇手：“生死有命，船靠塘沽再说。”
9月中旬，北平秋风乍起。司徒美堂踏上前门车站月台，被安排进北京饭店，房间里一溜热水壶与厚棉被，让这位南洋老侨不禁感慨“久违了祖国的味道”。刚安顿，9月25日深夜，周恩来与林伯渠的请柬送到枕边：次日十一时三十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商谈要事。落款二人署名遒劲，显然非寻常聚餐。

国号，是那天桌上唯一的议题。会场里，有人提出“沿用中华民国之简称”，理由不过是“省去争议”。轮到司徒美堂，他拄着拐杖站起，微颤却洪亮：“革命打了几十年，连国号也不敢改，岂不显得偷偷摸摸？”短短一句，满座忽然安静。随后爆出掌声，连周恩来也点头记下。当天深夜，主席团决定删去“中华民国”四字，新国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昭告世界。许多年后，档案里依旧能找到周总理那页批示，上面留着醒目的圈点。
会议间隙，老人执意登香山去见毛主席。警卫担心山路陡，他却笑称“老腿还行”，但众人还是把藤条躺椅改装成轿子抬上山。毛主席闻讯迎出双清别墅，亲自扶他落轿，“乡亲！辛苦了”。一句客家腔“乡亲”让八十多岁的老人顿时红了眼圈，只回了声“值！”。

开国典礼后不久，司徒美堂提出回美国料理堂务。周恩来在中南海茶叙里挽留：“侨务正缺主心骨，老先生再耐心帮几年。”他想了想旧日誓言，取下帽子轻抚 brim 边：“不做官，可以做事。”于是留下。
1950—1951年，华南土改启动。广东侨乡地权关系复杂，中央请他南下调研。老人在榕江边同乡亲夜谈，劝解“分田要讲理，侨眷房产留其自用”，不少激烈情绪就此缓和。返京后，他递交《关于侨乡土地改革若干意见》三页纸，毛主席批示：“可行”。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建议设立归国留学生接待处，“外头人才多，得让他们有落脚的灯塔”，两年后，相关机构果然挂牌。

生活里的司徒美堂极简朴。一件水獭领狍毛大衣每年冬末必晾晒，外加两包樟脑；北京胡同口经常能见他拄拐晒衣，邻居小孩认得这位“大胡子爷爷”。至于外界纷纷送来的贵重礼物，多半被他转手捐给抗美援朝医疗队或者侨乡学校。
1955年5月8日清晨，脑溢血袭来，老人未作一声告别。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林伯渠、廖承志等二十一人组成，灵柩停放在东郊殡仪馆。入葬八宝山那天，小雨淅沥，洪门后辈从旧金山赶来，带着一面缝着“忠义”二字的青红白三色旗，轻轻覆在灵柩之上。人群散去后，仍能看到那件被折得整整齐齐的水獭领大衣，静静叠放在石阶旁，仿佛主人只是暂去歇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