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出现空缺，毛主席询问：当年违抗军令的王疯子现在何处？
1943年10月中旬，华北方面军司令岗村宁次在石家庄的作战会议上拍案而起：“这次扫荡，要让八路军再无立锥之地。”几位随行高级军官点头称是，他们自信满满，因为手里握着刚拿到的“铁滚式三层推进计划”，还特地组织了一支一百八十余人的军官观战团准备现场观摩。几天后，这支清一色穿呢子军大衣、乘坐十三辆卡车的队伍便沿着临汾东北的土路向韩略村驶去。
与此同时，太岳山区的情报网已悄然运转。放羊娃递来的一张蜡纸条被送到八路军十六团指挥部：观战团将于二十四日晨通过韩略村。十六团此刻正执行调令——赶往黄河以西配合保卫延安。陈赓临行前叮嘱过“务必以速度为重”，但王近山拿着这张纸条沉默片刻后，招来营连主官低声说道：“这口肥肉，放着不咬，心里不服。”众人会意，只三个字——“打不打？”一位连长脱口而出：“打！”短短一句对话，就把队伍推向了新的战场方向。

夜色里，十六团悄然掉头，趁月色勘察地形。韩略村西南两侧各有七米高土坡，正好形成天然射界；村南的日伪据点人不多，却能封锁要道。王近山将一个连派去佯攻据点，其余部队拆房取木，扯下“苞米戥子”铺成伪装。凌晨三点，全团隐入霜白的田垄。有人在泥土间低声感慨：“这地儿，真是天赐的口袋。”

天亮后，车队果然到来，马达声在山谷里回荡。前车闯进射程，机枪一口气撕开挡风玻璃，后车还没反应过来，已被掷弹筒命中油箱。火光冲天，惊愕的日军军官刚跃下车就被成排子弹压在地上。三小时鏖战，日军观战团全部覆没，连同随行的伪军头目共一百二十余人无一生还，十三辆汽车化作焦壳。日军“新战法”尚未试验便宣告流产，扫荡部队瞬间群龙无首，只得在山野间来回乱撞，最终无功而返。
战斗结束当晚，十六团再度上路。几天急行军后抵达延安，边区防御指挥部正为陇东、晋西的多线压力焦头烂额。毛泽东在窑洞里听完汇报，沉吟片刻，对身旁参谋说：“阵地可变，战机难得，能打就打。”不久，王近山被任命为旅长，直接担负延安外围防务。有人私下揣测：若非他先斩后奏，此刻恐怕仍只是个团职。事实摆在眼前，高层更看重的是结果。

此后几年，王近山的脾气与胆气皆未消减。豫西爷台山作战筹划会上，他当众推开椅子，直指图板指出进攻疏漏；刘伯承沉思后采纳了他的设想，次日一役迅速突破。进军大别山、挺进长江，三兵团副司令的肩章又落在他身上。到了1951年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部署会议上，他与彭德怀激烈争论侧翼穿插时机，场面一度凝滞。战后事实证明，若非战前那场火药味十足的商榷，部分部队很可能陷入包围。彭总事后半开玩笑道：“这小子嘴硬，但思路不糊涂。”
回头审视韩略村那次伏击，不难发现几个关键：及时的群众情报、对地形的敏锐嗅觉、对上级命令的灵活取舍，以及对时机的大胆把握。120余名日伪军官的损失，看似只是数字，却令华北方面军整整两个师团的进攻计划陷入混乱。敌后战场的胜负，往往不是兵力对比，而是谁更懂得利用每一次偶然。

1955年，军委在酝酿北京军区副司令人选时，毛泽东再次提到王近山。多年征战，棱角未泯，然而在枪林弹雨中淬火的判断力，已成为这位将领最宝贵的标签。历史书页翻过八十年，韩略村那场炮火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它所显现的战场智慧，却依旧闪着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