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贺龙打算提拔老部下王尚荣担任旅长，毛主席突然反问：“当年给八路军送4000大洋的土财主高四爷现在何处？”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贺捷生回忆：父亲贺龙骨子里的侠肝义胆）

1939年初春，冀中平原的风还裹着残冬的寒意，八路军120师指挥部里，贺龙师长盯着桌上那份旅长人选名单，指尖在纸面上轻轻敲了敲。

部队刚完成整编，新组建的独立第一旅急需一位能挑大梁的主官。

他提笔写下王尚荣的名字，这位16岁参加红军、走过长征的老部下，打过大青山、带过主力团，论资历论战功，都是最稳妥的选择。

名单送到延安，毛主席看完却没有立刻批复，只问了一句：“那个给八路送过5000大洋的土财主高四爷，现在在哪？”

这话让周围的人都愣了愣。

高四爷是谁？

河北任丘大苟各庄村的人都知道，本名高士一，家里有四千多亩良田，开着砖窑、煤场、码头，船队在天津和保定之间跑运输，是当地顶有钱的乡绅。

他在兄弟里排老四，为人豪爽，会点中医，常给穷苦人免费看病，乡亲们都尊称他“高四爷”。

这样的人物，和八路军旅长听起来八竿子打不着，毛主席为何突然问起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铁蹄踏进华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高士一没像有些地主那样卷着家产南逃。

他看着村子被烧、乡亲被杀，心里像被刀割。

儿子高万德拉起抗日队伍，他二话不说，把家里的钱、粮、枪全拿出来支持。

1938年春节前后，部队供给断了，战士们饿得啃树皮，高士一召集任丘、雄县的地主士绅开会，拍着桌子说：“国家都没了，留着钱有什么用？”

当场捐出5000块现大洋。

这笔钱在当时能买13万多斤小米，够全师吃大半年，还能换50多支汉阳造步枪，解了部队的燃眉之急。

高士一的抗日不是嘴上说说的。

1938年底，日伪军五百多人偷袭他的老家“高家场”，一把火烧了大半个庄园，还抓走了他的两个侄子。

日军放话：“投降就放了人，还给你好处。”

高士一撕了劝降信，红着眼说：“高家场烧了不足惜，要我当汉奸，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日军恼羞成怒，杀了其中一个侄子。

消息传来，高士一没掉一滴泪，反而把剩下的家产全变卖了，全部充作军费。

他的长兄高士坦，把另外三个儿子和几个孙子也送进了部队，说：“打不走鬼子，咱高家绝不绝后！”

国民党那边也没少拉拢他。

阎锡山派人说客，许给他副军长的官职，还送枪支电台；蒋介石的亲信邵鸿基亲自上门，拍着他的肩膀说：“跟着委员长，保你后半辈子享福。”

高士一全拒绝了，他说：“我看得分明，真正在前线拼死抗日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1939年初，贺龙带着120师主力跨过七百里封锁线，到了冀中。

这时候的独立第四支队，就是高士一拉起来的队伍，已经有近八千人。

贺龙打算把这支地方武装和715团合编成独立第一旅，旅长人选成了关键。

按常理，王尚荣这样的老红军当旅长，没人会有异议。

可毛主席看得更远，高士一不是普通地主，他捐的是真金白银，拉的是几千人的队伍，更重要的是，他在冀中士绅里说话管用。

让他当旅长，等于告诉所有观望的地主乡绅：只要真心抗日，共产党就信你、用你。

独立第一旅成立后，高士一当了旅长，王尚荣当副旅长，老红军朱辉照当政委。

刚开始，有些老红军战士不服气，背地里嘀咕：“我们爬雪山过草地，凭啥让个地主当一把手？”

高士一心里明白，他主动找贺龙说：“我打仗不如王副旅长，军事上的事由他拿主意，我只管后勤和群众工作。”

他说话算话，行军时把马让给伤员，自己和战士一起走路；吃饭时端着碗蹲在地上，听大家唠家常。

齐会战斗打响时，日军800多人围住齐会村，高士一跟着部队冲在前线，毒气弹炸开，他呛得眼泪直流，也没往后退半步。

这一仗打了三天三夜，消灭700多日军，独立第一旅打出了威风，那些不服气的声音也慢慢没了。

后来部队调到晋西北，高士一的作用更明显了。

1942年，边区被国民党封锁，物资紧缺，他又干起了老本行，搞贸易。

他利用以前的商界关系，在延安开了个“大成永”货栈，组织人员化装成商队，用边区的土特产换回布匹、棉花、药品。

这条贸易线成了延安的“经济生命线”，据后来统计，最高时给中央提供的经费占七成。

一个曾经的“土财主”，在另一条战线上为革命出了大力。

1943年，高士一主动辞去旅长职务，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解放战争时，他转到后勤岗位，管过晋绥军区的物资调度，当过第一野战军的运输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陕西省交通厅厅长，1961年调到国务院参事室当参事。

1968年，这位75岁的老人安详离世，临终前还说：“我这一辈子，最对得起的就是当年捐出的那50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