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新婚第1天，作家苏青就撞见丈夫和表嫂眉来眼去，她隐忍不发，接连生下5个孩子，一次，她向丈夫要钱买米，丈夫甩了她一耳光：“凭你也想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

1943年冬天的上海，物价疯涨，此时苏青看着家里米缸见了底，最小的女儿饿得直哭，她攥着空空的钱袋，硬着头皮走到丈夫李钦后面前，低声下气的说出 "能不能给点钱买米，一记响亮的耳光就狠狠甩在她脸上说道："你也是知识分子，干嘛找我要钱，想要钱自己去赚啊，这记耳光没有打垮苏青，反而像一道惊雷，劈开了她十年婚姻的牢笼。

苏青本名冯和仪，1914年出生在宁波的书香门第，爷爷是清末举人，父亲留美归来在银行任职，她从小就展露出过人的文学天赋，然而命运弄人父亲早逝后家道中落，19岁的苏青刚考上中央大学外文系，就被迫接受了李家的婚约，李家愿意帮她家还债，条件是她嫁给中学同学李钦后。

这场轰动一时的婚礼，报纸上登满了照片，新郎新娘坐着头等轿车，在上海国际饭店设宴，可新婚的喜庆还没散去，苏青就撞见了丈夫与守寡表嫂的暧昧，她没有哭闹，不是因为大度，而是因为苏青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年代，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女人，根本没有离婚的资本。

接下来的十年，苏青成了李家的生育机器，她接连生下五个孩子，前四个都是女儿，每一次生产迎接她的都是婆婆摔暖盆的声响和"李家罪人"的咒骂，她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每天围着灶台和孩子转，从一个风华正茂的才女，熬成了满脸憔悴的黄脸婆。

丈夫的背叛和冷漠变本加厉，可苏青一忍再忍，她天真地以为只要生下儿子，就能换来丈夫的回心转意，可当第五个孩子终于出生时，她才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李钦后依旧在外风流，甚至在失业后，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她身上。

直到那记买米的耳光落下，苏青才彻底醒悟，她锁上房门铺开稿纸，把十年婚姻里的委屈、痛苦和不甘，一字一句写进文章里，她写得太真实了，没有风花雪月，没有才子佳人，只有锅碗瓢盆的琐碎，生儿育女的艰辛，以及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里的挣扎。

这些文章在《风雨谈》杂志连载后，立刻引起了轰动，读者们从苏青的文字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那个被婚姻困住、失去自我的女人，不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女性吗？

1944年，《结婚十年》结集出版，半年内重印九次，到1948年已经印了18版，稿费多得能让苏青和孩子们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

苏青彻底摆脱了李钦后，带着四个女儿搬了出去，她创办了《天地》杂志，从约稿、编辑到校对、发行，全都亲力亲为，她还发掘了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张爱玲，两人成了惺惺相惜的好友。

张爱玲曾说："只有跟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 就在苏青的事业如日中天时，第二记耳光悄然落下。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青因为在沦陷区发表文章，被贴上了"文化汉奸"的标签，新中国成立后，她努力融入新社会，在越剧团当编剧，改编的《宝玉与黛玉》大获成功，可命运再次捉弄了她。

1955年苏青为了写好《司马迁》，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请教，没想到贾植芳被打成"胡风分子"，公安在他家抄出了苏青的信，就因为这封纯粹探讨学术的信件，苏青也被打成"胡风分子"，关进了提篮桥监狱。

一年七个月后，苏青被释放，可她的人生已经彻底毁了，她被剧团安排去看大门，文革期间又遭到批斗，被辞退后只能靠黄浦区文化馆的微薄工资度日，1975年退休时，她的月工资只有43.19元。

晚年的苏青与离婚的小女儿和外孙，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身患心脏病、糖尿病和肺病，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她在给老友的信中写道："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1982年12月7日，苏青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69岁，病危时她最大的心愿是再看一眼自己的成名作《结婚十年》，可家里连一本都找不到，直到两年后，上海市公安局才为她平反，恢复了她的名誉。

苏青的一生，是一个女人与命运抗争的一生，丈夫的耳光让她从婚姻的迷梦中醒来，靠一支笔闯出了自己的天地；而时代的耳光，却让她从巅峰跌落，晚景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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