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9日凌晨，革命先烈韦拔群被至亲背叛，亲侄子一枪将他杀害还割下头颅，时年38岁。凶手携首级领赏逃亡，28年后现身街边卖粥，另类抓捕手段揭开真相！

主要信源：（海南日报——韦拔群：不怕难，不怕死，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

1932年10月19日的拂晓，广西东兰县武篆区的大山里还笼着厚雾。

香刷洞藏在半山腰的密林中，洞口只漏进几缕灰蒙蒙的光，洞里潮气重。

韦拔群靠在洞壁的石缝里，身上盖着一件磨得发白的灰布军装，疟疾让他一会儿冷得打颤，一会儿热得冒汗。

他手里攥着一本翻卷了边的《共产党宣言》，指腹反复摩挲着书页上的字迹，眼睛却望着洞口的方向。

洞外的山道上，警卫员罗日块蹲在石头后面放哨，腰间的柴刀柄被手心的汗浸得发亮。

山脚下的村庄还睡着，炊烟没升起来，只有几声狗叫顺着风飘上来。

韦拔群已经在这个山洞住了快两个月，红七军主力北上后，他带着剩下的弟兄在右江根据地跟国民党军周旋。

白崇禧开了1万大洋的赏金要他的人头，山里的路被封得死死的，老百姓送粮要绕十几里山路，有时几天送不上来，他们就挖野菜、剥树皮充饥。

韦拔群出生在东兰一个壮族农家，18岁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回来就扎进了这片大山。

他搞农会、分田地，右江两岸的穷苦人都叫他“拔哥”。

他穿草鞋、吃粗粮，从不摆架子，谁家有难处他都帮。

可谁也没想到，最后要他命的不是山外的敌军，是他最亲的侄子韦昂。

韦昂是韦拔群大哥的儿子，24岁，以前在红二十一师当过勤务兵，后来嫌苦跑回了家。

这天早上，他背着竹篓上山，里面装着玉米面和一小块腊肉。

韦拔群见他来了，心里有些暖——韦家一门忠烈，弟弟们都牺牲了，只剩这个侄子还算亲近。

韦昂坐下来，说了些山下的消息：白狗子搜得更紧了，村里人不敢随便出门，大家都盼着他能早点下山。

韦拔群听着，没说话，只把那块腊肉留给其他同志，自己啃着玉米面饼。

下午，韦昂带了个叫刘治的年轻人来，说是表弟，想投奔革命。

韦拔群没多想，跟他讲了最近的计划：等过了冬天，转移到西山一带，那里地形复杂，敌人的封锁松些。

韦昂听得认真，刘治却总盯着洞里的地图和枪支看。

晚饭是韦昂带来的糍粑，掺了红糖，甜丝丝的。

韦拔群咬了一口，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在灶房煮玉米粥的味道，离家太久了，那些记忆都快模糊了。

夜里，韦昂和刘治留在洞里住。

韦拔群靠在石壁上睡着了，鼾声很轻。

韦昂睁着眼，手慢慢摸向腰间的短刀，又缩了回去。

天快亮时，他终于动了手，趁韦拔群低头看地图，他从背后捅了三刀。

韦拔群倒在地上，眼睛睁得很大，看着韦昂的脸，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韦昂不敢看那眼神，抓起短刀割下了他的头颅，用破布包好塞进竹篓，和刘治连夜下了山。

山洞里的血溅得到处都是，罗日块被打晕在洞口，醒来时只看到空荡荡的竹篓和地上的血迹。

消息传到山下，整个右江都震动了。

老百姓不敢信，那个领着他们分田地的“拔哥”，竟死在自己亲侄子手里。

有个叫黄美伦的农妇，冒险把挂在城门口示众的头颅偷回来，和乡亲们缝回身体，埋在深山的一个土坟里，坟前栽了棵松树。

韦昂拿了1万大洋的赏金，和刘治逃到了贵州。

后来战乱不断，他改了名字，到处躲藏，最后在广西柳州火车站附近支了个粥摊。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熬粥，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一道长长的刀疤。

他怕穿制服的人，一见警察就低头；不敢提东兰，有人问老家就说在河池。

日子一天天过，他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藏过去了，可有些事藏不住。

1960年冬天，柳州市公安局的治安股长樊运昌注意到这个卖粥的老头。

他没户口，说话支支吾吾，提到东兰就发抖。

樊运昌找来东兰的老同志，用壮话跟他搭话，老头一听就慌了，勺子掉进锅里。

樊运昌调出档案，对比照片，这个自称“韦阿大”的老头，和28年前杀害韦拔群的凶手韦昂长得一模一样。

11月25日傍晚，韦昂正收拾摊子，樊运昌带着民警走了过来。

“跟我们走一趟吧，韦昂。”

这句话像道雷劈在他头上，他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审讯室里，他交代了一切：糍粑里下了药，韦拔群当时浑身没力气，他本来只想拿钱，可刘治逼他动手。

这28年，他每晚都梦见韦拔群的眼睛，怎么躲都躲不掉。

刘治早死了，喝酒喝死的，临死前喊了一夜“阿叔”。

韦昂的身体很快垮了，吃不下饭，整夜失眠。

一个月后的早晨，看守发现他死在铺板上，死于心脏病突发，52岁。

他的骨灰没人认领，装在一个白瓷罐里，放在仓库的铁架子上。

东兰的老百姓听说凶手抓住了，都跑到韦拔群的墓前烧纸。

黄美伦捧着那双绣了石榴花的旧布鞋，眼泪滴在鞋面上：“拔哥，您可以闭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