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晚年对美国学者艾恺说到康有为时，用了两个贬义的词语——“虚假、贪便宜”。一个人活到九十岁，阅人无数，最后用这两个词给戊戌变法的旗手、一代今文经学大师盖棺定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文人相轻，而是从骨头里透出的不屑。
更意味深长的是，早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唯独对康有为连尊重的意思都欠奉——他在1921年口述该书序言时说得明白：“却是除康南海外，其余的人我都尊重。”
把康有为单独拎出来划入“不值得尊重”的范畴，梁漱溟的厌恶之深，可见一斑。

梁漱溟厌恶康有为，首先来自学术层面。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直斥康有为“根本不曾得到孔学要领”。
这话分量极重。
康有为一辈子以孔子托命之人自居，以今文经学为武器推动变法，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教主，但在梁漱溟看来，这恰恰是最大的亵渎——康有为“冒孔子之名，丧失孔子精神”，数十年来把孔子精神丧失干净。
梁漱溟还进一步点出康有为思想的来源：“晚世所谓今文家者如康长素之流，其思想乃全在于此《大同书》。”
《大同书》在梁漱溟眼里不是什么乌托邦经典，而是康有为思想浅薄的集中体现——“满腹贪羡私情，见解与墨子、西洋同其浅薄”。
一个把孔子精神挂在嘴上的人，骨子里却是“贪羡私情”，学问根底浅薄到与墨子和西洋并列，这在梁漱溟看来是不可原谅的学术破产。

学术上的不认同还只是表面，梁漱溟对康有为的厌恶更多来自人品上的判断。
他在晚年口述中披露了两件康氏“丑事”——一件是康有为在陕西西安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自己的骡车上试图盗走，被人发现后追回。另一件是康有为向银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名贵字画，试图据为己有，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最后派了一帮人到康家才强行索回。
一个以“圣人”自居的人，干出盗佛经、赖字画这种勾当，梁漱溟把这样的人列为“不值得尊重”，已经算是客气了。
事实上，康有为这方面的“事迹”远不止这两桩。他治学上的“剽窃武断”在后来钱穆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得到证实——康有为的代表作《新学伪经考》直接继承自今文经学大师廖平，但康本人对此避而不谈。廖平本人对此极为不满，专门致书批评，说康有为“深自讳避，使人有向秀之谤”（廖平此处误将郭象记为向秀，意指剽窃）。
一年之内把别人的学问变成自己的招牌，然后绝口不提来源，这和盗佛经、赖字画在精神气质上如出一辙——都是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

在私生活方面，康有为的“言行不一”更是一言难尽。他高喊一夫一妻，自己却妻妾成群。他呼吁建立现代家庭制度，自己一生娶了六房太太。梁启超被老师逼急了，不敢当面揭短，只好引用其他康门弟子的话：“先生常言吃素，自己却日日吃肉；先生四处呼吁一夫一妻，自己却妻妾成群。”
一个连基本私德都管不住的人，却要以教主自居、以圣人面目示人，这在梁漱溟这种表里如一的儒家看来，简直是不可容忍的虚伪。
康有为四十岁大寿时纳了十八岁的二房夫人梁随觉，五十五岁时又娶了十七岁的日本女佣。他对此的解释是“婚姻是个人的私事”，是为了“延续香火和传承家族事业”。这种逻辑和他对孔教的改造如出一辙——打着传统的旗号，行的全是满足个人私欲的事。

梁漱溟与康有为的分歧，说到底是对“什么是真儒家”的根本分歧。
康有为把儒学宗教化，把孔子教主化，把孔教国教化，他要用西方宗教的形式来改造儒学，自己则扮演那个降世救民的教主角色。
梁漱溟恰恰认为这条路走不通，而且从根本上背离了孔子的精神。梁漱溟要做的恰恰相反——抛开儒家文化的一切外在牵累，包括制度的、礼俗的、官方化的所有东西，直透孔学的内在精神——“仁”。他不搞什么孔教会，不搞什么国教运动，而是通过对孔子“仁”的创造性诠释，让儒家哲学在現代重新活转过来。
一个是把儒学做成宗教，一个是把儒学做回哲学；一个是要把孔子供上神坛，一个是要把孔子拉回人间。这两条路，在梁漱溟看来泾渭分明——康有为走的那条是死路，而且是以“冒孔子之名”的方式把孔子精神“丧失干净”。

讽刺的是，这两个互相厌恶的人，在性格上却有不少相似之处。
有学者指出，两人都是“狂者型思想家”，正是这种相似，让梁漱溟对康有为的反感更加剧烈——一个本该走正路的人，偏偏选了歪路；一个本该有真学问的人，偏偏走了捷径。
康有为的“好大喜功”、“万事纯任主观”、“以追求空洞的目标代替对现实环境和可行性的细心研究”——这些被时人反复指摘的毛病，在梁漱溟眼里最后被统统归结为开篇的那两个贬义词：“虚假、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