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邱清泉的儿子邱国渭，通过四次赴美探亲的机会，以“蚂蚁搬家”的方式，将三个女儿陆续送往美国，彻底离开生活近三十年的上海。 回到上海的家里，屋子和往常一样安静。大女儿邱梅的东西已经收拾干净，书桌上只留下一个旧铅笔盒。邱国渭坐下来，点了一支烟。窗外的梧桐叶子正一片片往下掉，他觉得时间好像也跟
提起邱国渭这个名字，大部分人估计觉得十分陌生。但要说起他的父亲，那在近代史上可是一位响当当、也极具争议的风云人物——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官、被称为“邱疯子”的邱清泉。
邱清泉在抗战期间，尤其是在昆仑关战役中，打起仗来出了名的不要命，立下过赫赫战功。但他性格极其暴躁、狂妄，在内战的战场上也异常固执。1949年初，淮海战役打到最后的绝境，陈官庄的漫天大雪里，邱清泉兵败身亡。那时候的邱国渭还只有18岁，是一个刚刚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没多久的年轻大学生。
1948年底到1949年初，国民党高官的家属纷纷大举南逃。邱清泉的妻子叶震，带上了家里的金银细软和其他几个年幼的孩子，在仓皇中登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至于长子邱国渭为何独自留了下来，后世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亲历者回忆，处于青年时期的邱国渭对当时的旧政权极其反感，甚至悄悄接触了一些进步学生，态度坚决地拒绝随行。也有史料提到，当时兵荒马乱，身在复旦校园的他根本来不及被家人接走。
无论历史的真相究竟偏向哪一种，1949年的那个春天，当上海滩迎来解放时，邱国渭的身份已经被永远地定格下来：一个在战场上被击毙的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儿子。这种身份的巨大落差与压力，决定了他此后三十年的人生底色。
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由于英语功底极其扎实，邱国渭被分配到了上海图书馆外文部工作。这里成了他人生中最好的避风港。
回顾当时的社会环境，成分不好的人，连大声喘气都不敢。邱国渭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常年埋首于发黄的外文书堆中，做着默默无闻的编译工作。那些外文书籍，成了他抵御外界风暴的精神避难所。为了自保，也为了保护后来组建的家庭，邱国渭将自己彻底隐入尘烟。
有当年的老同事回忆，邱国渭是个极其温和、谦卑的人。遇到谁都客客气气，衣服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但也总是旧的。在那些风声鹤唳的日子里，挨批挨斗是家常便饭。遇到有人指着鼻子训斥，哪怕对方资历极浅，他也总是低着头默默听着，连一句辩解的话都没有。下班后，他拍拍衣服上的灰尘，照样安静地走回那个位于弄堂里有些拥挤的家。
在这个身份极为敏感的知识分子身上，看不到任何曾经名门望族公子的飞扬跋扈，留下的仅仅是对生存的极度渴望，以及对三个女儿深沉的保护欲。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仅在宏观层面改变了国家的方向，也在微观层面撬动了无数个普通家庭的命运齿轮。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停滞多年的民间海外探亲政策终于松动。
这对于普通老百姓，或许只是报纸上的大新闻。但对于隐忍了三十年的邱国渭来说，这无异于命运在漫长黑夜后投下的一束追光。远在台湾和美国的母亲、兄弟姐妹，隔绝了三十年的音讯终于有了重新连接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改变三个女儿命运的绝佳机会。
即便社会大环境开始宽松，但“出身不好”的阴影依然像一张无形的网罩在孩子们身上。升学、就业乃至将来的婚姻，女儿们都将面临残酷的隐形天花板。身为父亲，邱国渭改变不了历史，改变不了自己的出身背景，但他决定拼尽全力，把女儿们托举到一个不用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新天地。
那时候办理出国探亲，绝非易事。高昂的机票费用、严格的单位政审、繁琐的公安局审批、领事馆的当面问询，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随时卡壳。邱国渭深知全家一起申请的目标太大，极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猜测和麻烦。因此，他制定了一个极其严密且极度克制的计划，开始了一场耗时数年的“蚂蚁搬家”。
他以赴美探望年迈老母亲的名义申请出国。拿到批准后，他只带走一个女儿。到了大洋彼岸，他四处奔波，利用海外亲属的帮助，迅速安顿好女儿的学校和住处。探亲期限一到，他立刻收拾行李，毫不犹豫地买机票回国。
这种惊人的克制力和极高的信用度，正是邱国渭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他不贪心，毫无侥幸心理，用极其守约的实际行动向国内的主管单位证明：出国纯粹是为了探亲，时间一到必定归国。
正是因为这种良好的“信用记录”，相关部门对他的戒心彻底放下。隔了一段时间，他又顺理成章地提出了第二次探亲申请。依靠着四次赴美探亲的机会，他像一只极其耐心且坚韧的老蚂蚁，一次搬走一点，最终把大女儿、二女儿、小女儿全部送到了美国定居。
等到三个女儿都在美国安家落户，各自有了光明的前程，邱国渭在上海的羁绊也就彻底解开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他终于办理了正式的移居手续，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永远地离开了这座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城市。晚年的邱国渭，生活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安静小镇上。他依旧保持着在上海图书馆时的习惯，看看书，散散步，平淡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