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 江姐 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 国民党 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1948年的夏天，渣滓洞里押进来一个身材娇小、身高只有一米四五左右的年轻女犯人。
这个人，就是后来震动全国的江竹筠——江姐。
江姐被捕后，特务们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对她用尽了极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甚至残忍地把长长的竹签，一根一根钉进她的十个手指里。江姐好几次被折磨得当场晕死过去，被人用冷水泼醒后，继续用刑。
面对这种连壮汉都扛不住的酷刑，江姐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个字。
黄茂才在查房时，看到了十指血肉模糊的江姐，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登记人员名册的时候，黄茂才意外发现了一个细节：江姐也是四川自贡人，两人竟然是老乡。
在阴森恐怖的魔窟里，一句正宗的自贡乡音，瞬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江姐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看守的与众不同。她看人极准，发现黄茂才为人本分，对牢里的政治犯完全没有那种恶狠狠的做派，反而透着一丝同情和敬佩。
从那以后，江姐开始有意识地接近黄茂才。两人碰到一起时，江姐会用家乡话跟他拉拉家常，问问外面的情况。熟络之后，江姐开始给他讲道理：讲地主是怎么剥削农民的，讲穷人为什么吃不饱饭，讲共产党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流血牺牲，讲未来的新中国会让大家过上什么样的好日子。
黄茂才本来就是在底层吃尽苦头的老百姓，江姐说的每一句话，都结结实实地砸在他的心坎上。他被江姐钢铁般的意志折服了，也被那种大无畏的信仰深深感化。在最黑暗的牢狱里，黄茂才做出了一个随时会掉脑袋的决定——他要暗中帮助这些共产党人。
在渣滓洞那种特务密布、到处都是眼线的地方，帮政治犯做事，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一旦被发现，立刻就会被拉出去枪毙。
但黄茂才没有退缩。他利用自己管理员的特殊身份，开始充当起狱内外党组织联络的“特殊信使”。
一开始，他只是偷偷帮难友们带点生活用品。后来，他的任务越来越危险。他开始在衣兜里藏着报纸、信件，躲过大门的搜查，把外面的消息传进牢房，再把牢房里的情报带出去。
1949年下半年。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势如破竹，即将打到西南地区。渣滓洞里的特务们预感到末日来临，随时可能采取疯狂的大屠杀。
江姐预感到自己可能等不到胜利的那一天了。
1949年8月，江姐偷偷把吃饭用的竹筷子在水泥地上磨成尖锐的竹签，又把烂棉絮烧成灰，和着水调成墨汁。在粗糙的毛边纸上，她写下了一封给表弟谭竹安的信。
信里写道：“假若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信写好后，江姐把它郑重地托付给了黄茂才。带着这封字字泣血的绝笔信，黄茂才深吸一口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了渣滓洞的大门。他辗转多地，终于安全地把信交到了谭竹安的手里。
同年11月，黄茂才又送出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在屠杀前夕写的绝密报告，为外面的党组织了解狱中情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依据。就在大屠杀发生前不久，黄茂才因为被人察觉到异常，加上国民党内部缩编，他被遣散回了老家。也正是这个意外，让他捡回了一条命。而在1949年11月14日，江姐倒在了歌乐山电台岚垭的血泊中，年仅29岁。
再回到1953年刑场上的那一幕。
黄茂才大喊冤枉之后，专案组立刻对他的供述进行了全面核查。空口无凭，凡事必须讲究证据。调查人员经过多方走访，终于找到了谭竹安。谭竹安毫不犹豫地拿出了那封珍藏的“托孤信”，并证实确实是一个名叫黄茂才的看守冒险送出来的。
紧接着，当年从渣滓洞侥幸脱险的革命志士，比如写下《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也纷纷出面作证。大家把狱中的细节一核对，全部严丝合缝。当年的脱险同志们明确证实：在渣滓洞里，确实有一位姓黄的管理员，从来没有打骂过革命同志，还冒着生命危险为大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传递了极其重要的情报。
至此，真相大白于天下。
黄茂才根本没有迫害过革命烈士，恰恰相反，他在最危险的时刻，是江姐和革命志士们最值得信任的朋友。死刑判决被迅速撤销。黄茂才在枪口下走过一遭，终于洗刷了背负在身上的“杀人凶手”的骂名。
不过，在随后的特殊历史时期里，由于黄茂才曾经穿过国民党军装、当过特务机关看守的这层身份，他还是受了不少委屈，甚至一度含冤入狱服刑了13年。
直到1982年，相关部门重新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并走访了几十名当事人，最终为黄茂才出具了证明材料。他被彻底平反，完全恢复了名誉。晚年的黄茂才，和妻子在荣县老家过着安稳低调的日子。
2011年，已经87岁高龄的黄茂才，在家人的搀扶下，顶着盛夏三十多度的高温，专程回到了大山铺的江姐故居。刚走到故居的铜像前他用颤抖的声音喃喃自语：“江姐，我来看您来了。您是坚强的革命英雄，我永远忘不了您对我的教育之恩，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