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22日凌晨，香港一间又小又挤的出租屋里，55岁的陈炯明躺在简陋行军床上，临终前，守在床边的妻儿，先问他家里后事怎么安排，他只是苦笑摇头，跟大女儿说：“家里没什么值得交代，”旁人又问国事，他突然打起精神，伸手想去拿纸笔，可手臂却不听使唤，嘴里反复喊着“共和”两个字，剩下的话含糊不清，没过多久就断气了。
 
陈炯明当年手握粤军大权，当过广东省长，还是同盟会元老，早早投身革命推翻清朝，在福建、广东推行新政，禁鸦片、封妓院、兴办新式学堂，为人一辈子不贪财、不好色，生活简朴到旁人都佩服。
 
可后来他和孙中山在统一路线上意见彻底不合，矛盾激化之后兵败，只能带着全家躲去香港避难，这一住就是八年，手里没有俸禄，往日部下各奔东西，一大家子八口人全没稳定收入，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常年顿顿凑不齐温饱，常年营养不良落下严重肠胃病，拖到最后药石无医。
 
病重这段时间，家里已经穷到拿不出治病的钱，只能挤在狭小寓所里硬扛，在上海读书的两个儿子收到病危消息，急着坐船赶回香港，路上长子陈定夏不幸染上传染病，一路高烧不止。
 
陈炯明弥留之际，心里清楚自家早已一穷二白，子女今后生活会过得艰难，可他丝毫没有留下钱财、房产之类嘱托，不是不顾家人，是他为官几十年从未置办私产，压根没有家业可以分配，才会说出“家事无可语”。
 
但只要一提起国家、共和理想，他藏在心底一辈子的执念就压不住，哪怕身体垮到动弹不得，依旧想写下自己对国家治理的想法，这份执着，在场亲友看了全都心酸落泪。
 
他离世之后，家里连一口新棺材都置办不起，最后只能拿出早年给老母亲备好的寿棺入殓，遗体暂时寄存在香港东华义庄，更让人揪心的是，出殡当天清晨，长途奔波染病的长子也撒手人寰，父子二人同一天办丧事。
 
往后短短三年里，陈家接连遭遇变故，年迈老母亲、失明妻子、幼子先后离世，好好一个家分崩离析，可即便身后境遇如此凄凉，当年香港本地报纸给出一句很客观的评价：国民党少了一个对手，中国少了一个心怀共和的好人。
 
一辈子功过争议不断，有人骂他和革命领袖反目，有人认可他清廉爱国、终身追求共和，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心心念念的依旧是国家安定、共和实现。
 
回看他这一生，有过权倾一方的高光，也有流亡贫病的低谷，就算落得家徒四壁、身后萧条，底线和理想从没动摇过，抛开过往路线之争不谈，单看他拒收日人重金、一生清贫、临终不忘共和这几件事，就足够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