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敢跟蒋介石打太极的人，叫孙越崎，时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资源委员会可不是什么闲差，它管着全国几乎所有的重工业——钢厂、煤矿、油矿、发电厂、兵工厂，加起来近千座大中型厂矿，是整个国家的工业家底。蒋介石把这些宝贝疙瘩看得比命还重，败逃之前下了死命令：能迁的迁去台湾，迁不走的——尤其是资源委员会这套家底，他宁可炸也不留给共产党。
孙越崎早年和钱昌照就私下议论过，国民党这条路走不长，得给自己、给中国的工业留条后路。1948年10月，他就在南京悄悄召集资源委员会各地厂矿负责人开秘密会议，定下了十六字方针：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
1948年底，蒋介石亲自把孙越崎叫到官邸，当面下令把南京的五个厂——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机械厂——立刻迁台，手谕“限1月11日迁出南京”。孙越崎嘴上连声应着“是是是”，回来先甩出一份132亿台币的拆迁预算，指望蒋知难而退，没料到财政部钱很快拨下来了。他只好硬着头皮演下去：一面派人去台湾假装选厂址，机器装箱运到下关码头就赖着不装船，推说轮船档期紧、码头被军方占着运兵；一面偷偷给各地厂矿发密电：务必保全设备，安定人心。
说起来孙越崎这人，早年留学美国学矿冶，回国后在煤矿从井下采煤工干起，一步步升到总工程师，玉门油矿也是他主持办的，他最清楚工厂机器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一个高炉熄了火，几百个工人就得饿肚子；一座煤矿被水淹了，方圆几十里做饭取暖都成问题。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拍桌子说“迁不走就炸，绝不能留给共军”，可孙越崎心里翻来覆去想的却是，这些机器要是毁了，重建起来得花多少钱、得死多少人。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和谈窗口打开，孙越崎马上下达停迁令，把堆在下关码头的机器又搬回厂里。本以为这事就这么混过去了，结果三个星期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电报又追过来——是蒋介石从溪口捎话，继续催迁。孙越崎干脆拉着五厂厂长开会，大家一合计：工厂不迁，电报也不回。汤恩伯那边催得紧，孙越崎就托去溪口的翁文灏顺道给蒋解释两句，自己该拖还是拖。
最难熬的是1949年4月。解放军饮马长江，南京守军准备撤退，汤恩伯层面炸厂的命令压下来，宪兵队进驻南京几个大厂，炸药堆在厂房门口，只等最后一声令下。身边人都劝孙越崎好歹迁几个交差，别把命搭进去。
他不是不怕。干了一辈子工矿，见过太多生死，可他更清楚这些厂房机器不是哪个党派的私产，是整个民族攒了几十年的筋骨。当年日本人拆走鞍山钢厂的设备，东北钢铁工业瘫痪三年，多少工人流离失所。要是全国厂矿再来一遍，这一代人就是罪人。
他硬着头皮去找南京卫戍司令部磨，拿“电厂一炸全城断电，守军撤退通讯都保障不了”“码头堆着军需，炸厂引火烧身”这些理由，把炸厂令一天天往后拖。暗地里，他安排工人组织护厂队，日夜守在厂房门口，核心设备能藏的藏、能贴“军用物资”标签的贴标。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解放军开进城时，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南京五厂完好无损，机器上还留着刚上的润滑油。紧接着上海、武汉、广州陆续解放，散在全国的上千座厂矿——钢厂、煤矿、电厂、油矿、机械厂——绝大多数完整交到了人民手里。光玉门油矿那一处，邹明在他遥控下武装护矿，9月25日原样移交，那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石油基地。
后来统计，孙越崎和资源委员会保下来的，是近千座大中型厂矿、3.2万名技术职员和数十万熟练工人。建国头几年百废待兴，正是这批工厂快速复工，撑起了基础工业的供应，让新中国平稳度过了最难的恢复期。据后人估算，这一把至少给国家省下了三到五年的工业重建时间。
孙越崎的选择，从来不是政治投机，是一个实业家刻在骨头里的良知。他一辈子跟矿山工厂打交道，知道工业是国家的筋骨，筋骨断了再接，代价太大。乱世岔路口上，他没有跟着旧政权走到黑，而是站在老百姓这边，守住了整个民族的那点家底。
而他自己的后半生，却不像他保下的那些工厂那样，解放后就能顺顺当当开工。
1949年5月，南京、上海刚解放不久，孙越崎辞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去了香港。表面上是从国民党阵营彻底抽身，实际上是还有一桩事没办完——资源委员会驻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里，存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稀有金属和矿产品，是国民党原计划转运台湾的战略物资。他要在香港把这最后一块拼图也交给新政权。11月14日，他策动驻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全体起义，把这批物资完整移交人民政府驻港机构。毛泽东专门发来复电嘉勉。蒋介石那边则立刻下了通缉令，开除他国民党党籍，军统特务在香港街头四处找人。孙越崎带着家眷，乘的客轮特意绕开台湾外海，从天津上岸，回到了北京。陈毅后来讲过一句话：“伪中央部、会一级中，只有资源委员会全体未走一人、设备未损一点，这是全体员工的起义！”
回京后他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1952年“三反”运动里，因为“资源委员会背景”被审查，他没争辩，主动申请下调基层，去了河北开滦煤矿当总管理处副主任，一干就是好些年。
真正难的是“文革”。资源委员会被扣上“国民党特务潜伏组织”的帽子，73岁的孙越崎被关“牛棚”一年半，监督劳动三年，家里抄了，工资停了，前后600多人次的外调找上门。他有一条底线：自己怎么都行，但绝不写一句违心材料把老同事往坑里推。许多资委会的老部下，后来能过关，靠的就是他咬着牙顶住的那些笔录。
1973年恢复自由，他80岁生日那天和大儿子去爬香山，满山枫叶血红橙亮，他跟自己说了一句：“枫叶经霜红愈烈。”
改革开放后他出任煤炭部顾问、民革中央副主席、监察委员会主席，后来是民革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80多岁还跑内蒙古、跑长江三峡，写了五万字的长文《关于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三峡工程问题》，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上作书面发言。
但他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资源委员会那批人的“起义性质”始终没个正式说法，老同事们戴着“历史问题”的帽子，到死都抬不起头。1991年10月，98岁的孙越崎拄着拐杖，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对原资源委员会起义性质重新审议》。当年12月，中央专门开座谈会，宋平主持，最后给定了调：“原资源委员会人员有组织、有领导地起义护产，是正义的爱国行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
按“过九不过十”的惯例，民革本来想在1992年10月他百岁生日时，把“祝寿会”和“资委会座谈会”一并开了。孙越崎摆手谢了：“很多老同事年纪大了，等不起，会越早开越好。”
1995年12月9日，孙越崎在北京逝世，103岁。遗嘱只有几句：丧事从简，能用上的器官捐作医用，骨灰撒在雪松下，不设墓碑。他这一生，从北洋大学被开除的学生会长，到玉门戈壁里的油矿总经理，到1949年那个敢跟蒋介石打太极的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再到民革中央名誉主席——起点是同康村的山里娃，终点是一把撒在雪松下的骨灰，中间那几十年，他给这个国家留下的，是上千座工厂和一群没散的技术人，还有一个答案：一个实业家在乱世里，到底能为一个民族守住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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