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周恩来总理释疑三点：第一疑点是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为何一生无子？有关这一点，曾经引起很多人的疑问，甚至为周总理和邓颖超感到遗憾和不平。但是，熟悉邓颖超革命生涯的话，就不会疑惑了。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那不是一段能够安心过小日子的岁月。婚后不久，周恩来外出参加东征，邓颖超留在广州从事妇女工作。她发现自己怀孕后，担心身体变化影响工作，也怕身边无人照料，便独自服药终止了妊娠。
周恩来回来后，发现妻子的脸色很差，反复询问才知道实情。他少有地动了怒，并不是责怪邓颖超不肯生孩子，而是认为这样的大事不该由一个人仓促决定，更不应该拿自己的身体冒险。
等情绪平复下来，周恩来没有继续埋怨，而是劝她好好休养。邓颖超后来回忆，两人共同生活多年，她很少见到丈夫发那么大的火。那次争执背后，其实既有对孩子的期待，也有周恩来对妻子身体的担心。
1926年下半年，邓颖超再次怀孕。这一次，夫妻二人都格外谨慎。她的母亲杨振德从梅县赶到广州，专门照料女儿。大家原以为，只要饮食起居安排得周全，孩子就能平安出生，谁也没有料到，真正的难关会出现在产房里。
1927年3月21日，邓颖超开始临产。由于胎儿较大，生产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医生最后使用产钳助产，孩子虽然出生，却没能存活。更严重的是，这次难产给邓颖超的身体造成了很大损伤。
孩子刚刚失去，外面的局势又突然发生变化。身体尚未恢复的邓颖超，只能在母亲陪同下离开广州。一路奔波，没有充分休息，使她的病痛进一步加重。她后来再也没有成功怀孕，这也成为夫妻二人难以弥补的遗憾。
多年以后，邓颖超仍没有完全放下做母亲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初期，她已四十多岁，曾化名来到北京协和医院，请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检查。医生讨论过通过手术改善生育条件的可能，但年龄、身体和工作都摆在面前，她最终没有接受手术。
那次就诊，是对恢复生育能力的一次尝试，并不是又一次怀孕。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生无子，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工作太忙”。其中有年轻时的仓促选择，有难产留下的永久伤害，也有特殊环境下无法避免的长途奔波。
让人感慨的是，他们没有因为失去孩子而变得冷淡，反而把更多耐心给了身边的年轻人。在受到他们照顾的孩子中，孙维世与两人的关系最深，也是人们最熟悉的一位。
孙维世是孙炳文烈士和任锐的女儿。1927年孙炳文牺牲后，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孙维世后来到了延安，经常到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学习、谈心，渐渐成为他们正式认下的契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干女儿、养女。
这种亲情并不只是一个称呼。1939年，周恩来前往苏联治疗手臂，孙维世也去了苏联学习。此后无论是在书信中，还是在日常相处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孙维世也一直用父母般的称呼对待两位长辈。
1948年，周恩来在写给邓颖超的信中，直接称她为“维世女儿”。1950年8月8日，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二十五周年。孙维世买来两朵红花，请两位长辈戴在胸前，还为他们留下了一张难得的纪念照片。
周恩来和邓颖超关心的并不只有孙维世。烈士遗孤、亲属晚辈以及工作人员的孩子，都曾得到过他们的照料。可孙维世长期以女儿身份与他们来往，相关书信和生活细节比较清楚，因此谈到这对夫妇的家庭亲情时，她总是最先被人想起。
最后一个没有答案的疑问，发生在1976年1月2日，距离周恩来逝世只剩六天。那天中午，他在短暂清醒时，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反复说要找一位姓“邬”的人。身边人员一时没有听明白，还以为他说的是常见的“吴”姓。
周恩来再次费力说出“钓鱼台的邬”，工作人员这才确定，他要见的是负责相关警卫工作的邬吉成。电话打来后，邬吉成立即乘车赶往解放军305医院，大约下午两点到达。
然而，他赶到病房外时，周恩来已经再次昏迷。到了黄昏，里面传出总理苏醒的消息。邬吉成以为终于能够进去，没想到医生还没有处置完，周恩来又失去了意识。
他从白天等到深夜，又从深夜等到第二天清晨，生怕自己睡着，错过病房里的召唤。邓颖超见他守了一夜，劝他先回去。离开之前，邬吉成提出，想在门外再看一眼总理。
病房的门半开着，他望见病床上已经十分消瘦的周恩来，没有进去打扰，只在门外默默敬了一个军礼。此后，他再也没有等到那场谈话。周恩来究竟准备交代什么，也没有留下能够确认的答案。
在我看来，这三段往事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所谓的谜团，而是一个人怎样面对永远没有补回来的缺口。孩子没有留下，他们便尽力照顾别人的孩子；有些话没来得及说，身边的人便把能够确认的经过认真保存下来。
理解周恩来和邓颖超，不能只看那些宏大的经历，还要看这些克制、细小却长久的选择。他们同样经历过失去、难过和遗憾，只是很少把个人的痛苦摆在别人面前。正是生活里的这些分寸，让他们的感情不只停留在相濡以沫，也落在了对他人、对责任和对时间的珍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