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河南洛阳刑场上的一声枪响，结束了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陈东平的生命。这位曾位列哈军工高材生的“红二代”，在1983年严打风暴中因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面对判决，陈再道将军只留下一句话：“一切按法律办。”
 
 
陈东平早年很争气，1960年秋天，他穿着将呢大衣走进哈军工的装甲兵工程系，课堂上能画出精准的炮塔图纸，提问常让助教答不上来。
 
 
他床头摆着俄文原版小说，能大段背诵普希金的诗，外教都夸他发音地道。
 
 
可出了教室，他就换了一副做派。
 
 
周末常拉着同学去西餐厅，一顿饭甩出三张十元大团结，红酒一瓶接一瓶地开。
 
 
有回几个农村同学凑钱买包“大前门”分着抽，他推门进来，从兜里扔出一条“中华”，随口说“拿去抽，别一根根省着”。
 
 
1962年冬天，校保卫处在他床板下翻出几盘外国磁带和一台改装收音机。
 
 
院领导看在他父亲的面上，给了留党察看、降为普通学员的内部处分。
 
 
档案里那页纸被锁进铁皮柜，可从此没人再跟他走得太近。
 
 
他倒不在乎，常翻墙出去坐在松花江边，把烟头弹进水里，看着火星子熄灭。
 
 
转业到河南物资局后，陈东平更是没了管束。
 
 
机关传达室的老周记得，这人每天下午才晃悠着来上班，皮夹克油亮，后座绑一把红绸裹着的猎枪。
 
 
有次几个民工蹲在墙角啃干馒头，他端着半缸牛奶路过，直接泼在地上，说“馊了，喂狗吧”。
 
 
从1979年起，他利用父亲老部下的关系，在洛阳、郑州两地打着“帮忙安排工作”“介绍参军”的幌子，把年轻姑娘骗到邙山脚下一间租来的瓦房里。
 
 
一个从偃师来的17岁女孩，家人以为她进城当保姆，结果被关了7天，逃出来时脚上只剩一只鞋。
 
 
这些事陆续有人写信举报，可一直没查到他头上。
 
 
1983年8月，全国严打启动，洛阳群众游行时，有人把写着“陈东平”名字的纸片塞进举报箱。
 
 
一个月后，公安人员在中州路一家招待所按住他时，他正躺在床上听邓丽君的歌，威士忌瓶子倒在地毯上，酒液洇湿一片。
 
 
审讯室里，他起初还梗着脖子嚷“我爸是陈再道”，直到检察官把十几份受害人的证词摊在桌上，那些按着红手印的纸一张张排开，他才低下头，手指抠着审讯椅的扶手不再吭声。
 
 
1984年1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旁听席坐满了人，第三排有个戴鸭舌帽的老人是陈再道当年的警卫员，受老首长之托来听结果。
 
 
法官宣判“数罪并罚，判处死刑”时，那老人摘下眼镜擦了擦。
 
 
律师提出上诉，省高院复核维持原判。
 
 
行刑前三天，陈东平写了一封三页的信，信里说想吃母亲做的炸酱面。
 
 
那封信最后有没有送到北京，没人知道。
 
 
陈再道将军在判决后让秘书给洛阳打了电话，只有一句：“不要因为我影响法院的判决。”
 
 
老将军的司机后来跟人嘀咕，那阵子首长每天天不亮就在院子里走圈，走到石榴树下就停住，盯着树根旁新冒出的野草看上好久。
 
 
4月那个早晨，陈东平被提出监舍，他剃了光头，穿着囚服，抽了最后一支烟。
 
 
行刑前他在墙上划了半截“悔”字，没写完就被人带走了。
 
 
邙山脚下那间瓦房后来被推平，种上了玉米，夏天青纱帐长得一人高，谁也看不出那里曾经关过人。
 
 
经办这个案子的老法官退休后在街心公园下棋，偶尔被人问起，他总把棋子一拍，说：“法律面前，没有将门寒门，只有该不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