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治与李洁馨是广州五中同窗，下乡到博罗乡村任教期间相恋。1972 年，他们计划取道大鹏湾逃港。第一次出逃时连同同伴一同出发，半路遭到民兵截获，被遣送回乡。

1972年，陈克治和李洁馨在博罗黄西学校任教已经两年。
两人每月各有三十二元工资，还攒下六百多元。与那些仍在田间挣工分的知青相比，他们有固定工作，有积蓄，也有了共同生活的打算。
偏偏是在日子稍有起色时，他们开始筹划离开。

陈克治1966年从广州五中毕业，1968年被分到博罗县铁场公社黄西大队。

下乡后，他种过田，打过铁，也开过车。1970年，大队从知青中挑选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参加师资培训，黄西学校增设初中班，他被安排教授物理和化学。李洁馨也在当地任教。

两人早年同在广州五中读书，彼此并不熟悉，到了博罗乡村，才在朝夕相处中走到一起。

教书改变了他们眼前的生活，却没有解决今后的去向。
教师岗位由大队安排，人员调动、工作制度和能否继续任教，都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学校更换负责人后，原有作息和管理办法随之改变，陈克治对这份工作的信心逐渐动摇。

一次校务调整不会单独逼人走向边界，却让他更加清楚，眼下的安稳随时可能被收回。

母亲原本是他留在广东最深的牵挂。
陈克治早有赴港的念头，母亲患病后，他一直没有行动。1972年，母亲去世，他辞去教师工作，回广州找到李洁馨。留在乡村的主要理由消失了，而返城、招工和重新安置仍没有明确通道，两人便把早先压下去的计划重新提了起来。

他们选择从龙岗接近大鹏湾。陈克治的大嫂是当地人，可以帮助准备物资和落脚地点。
东线海程较长，途中还要避开村庄、道路和巡查人员，但有亲属接应，至少让这条路线具备了实行的条件。
第一次行动时，除李洁馨外，陈克治还带上一名同学。

三人到达龙岗附近，准备在林场躲避，途中被当地人员发现。次日，基层治保人员将陈克治与李洁馨送上返回惠州的车辆。人还没有靠近海边，计划已经失败。

这次受挫让他们看见，最难通过的未必是海面。
外地口音、陌生面孔、行走方向，都会引起注意。从广州到龙岗，再从山地走到海岸，每一段路都可能被截断。第一次失败增加了他们对风险的认识，却没有改变原来的处境。

陈克治已经辞去教师工作，母亲也已去世，回到博罗并不能恢复从前的生活。

1973年7月，两人再次动身。这一次没有同伴，随身只带地图、指南针、救生用具和有限干粮。他们从龙岗坪山一带出发，夜间进山。原先估计不长的路程，走了四五天仍未到达海边。山中路径难辨，食物逐渐耗尽，继续前行和原路返回都要承受暴露和断粮的危险。

7月16日夜间，台风黛蒂逼近香港，香港天文台挂出九号风球。

陈克治与李洁馨就在这场风浪中下水，用绳索和救生圈相互连接，整夜向香港方向游去。海浪、风向和体力都难以控制，他们最终能够抵岸，除了准备和配合，也有无法预先计算的偶然。

这段经历后来常被讲成爱情经受风浪考验的故事，可两人第二次出发时，衡量的并非浪漫与危险。他们面对的是两种前途：留在原地，继续等待工作和身份被重新安排；冒险渡海，把成败交给一次可能致命的行动。

第一次被遣送回乡后，前一种生活没有出现新的出口，于是他们仍然选择了后者。

上岸后，两人得到当地居民暂时收留，随后与水警接触，办理身份登记，并很快结婚。
抵港后的日子从纱厂开始。他们靠计件劳动挣钱，陈克治后来转入电梯安装，从普通工人做到师傅，又承包工程。香港制造业正处在扩张时期，为他们提供了落脚和谋生的机会，但最初得到的仍是辛苦、狭窄而不稳定的生活。

后来事业站稳，家庭逐渐安定，并不能说明当年那条路线值得效仿。
大鹏湾吞没过许多未能抵岸的人，陈克治夫妇能够活下来，本身就带有侥幸。他们的经历留下的，也不只是一夜台风。

第一次被截回，只是把两个人送回原地，却没有替他们回答以后该怎样生活。
正因为这个问题仍旧摆在那里，第二次出发才会发生。

那时的大鹏湾风急浪高，他们身后的路，也没有多少可以转身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