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将领起义后，出任解放军军长，却暗中联系蒋介石，由此被抓！聂荣臻却不知如何处理，毛主席指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1950年11月下旬，一份有关解放军高级军官秘密活动的材料，被送到华北军区。材料里的人不是普通旧军官，而是刚刚完成改编不久的第36军军长刘万春。
更麻烦的是，他参加过绥远和平起义。
几个月前，刘万春还穿着解放军军装主持军务；几个月后，他却因为派人前往香港、重新接上国民党方面的关系而被控制。这个变化来得很快，却不是偶然。
刘万春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生，早年在晋绥军中任职。他从基层军官一步步升上来，打过北伐，也经历过抗日战争，后来长期跟随傅作义，在绥远掌握实权。
到解放战争后期，他已经担任国民党军第111军军长，手下有一支完整部队。蒋介石方面看中的，正是他手里还有兵、在绥远军队中还有影响力。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问题被提上日程。与直接发动大规模进攻不同，中央决定给董其武等人留下时间，让他们稳住部队，逐步脱离国民党方面，最后再接受整编。
这就是当时所说的“绥远方式”。
这一办法看似缓慢，实际考虑得很深。绥远地区军队数量多，地方关系复杂，一旦仓促开战，不仅会造成大量伤亡，还可能破坏城市、铁路、工矿和农牧业生产。
可就在许多人准备走和平道路时，刘万春仍有顾虑。他多年生活在旧军队里，与原有关系牵连很深。蒋介石方面也没有放弃拉拢，曾通过有关人员向他许诺职务，希望他保存部队，继续等待局势变化。
刘万春最后还是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率绥远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正式脱离蒋介石集团。刘万春的名字也在签字人员之中。此后，绥远实现和平解放，原有部队进入学习和整编阶段。
但起义并不等于立刻换掉全部人员，更不是把原来的军官全部撤掉。按照既定政策，许多旧军官继续留任，原有建制也暂时保存，以免军心突然混乱。
1950年2月下旬，绥远起义部队开始正式整编。到4月，部队组成解放军第23兵团，下辖第36军、第37军和骑兵第4师。原第111军改编为第36军，刘万春仍任军长，康健民担任政治委员。
这份任命，表明组织愿意给他机会。
军队里增设了政治工作人员，开始整顿旧习气，学习新的纪律和制度。刘万春表面上参加会议、配合工作，在公开场合也没有表现出明显异常，可他的思想并没有真正稳定下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台湾地区方面借机制造声势，宣称国际局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还通过潜伏人员向大陆上的旧军官传递消息。
一些本来就对前途犹豫的人，又开始动摇。刘万春也是其中之一。
他误以为蒋介石方面可能重新回到大陆，便决定提前留条后路。后来查明，他安排亲信营长李玉浩前往香港，与国民党特务张庆恩接头，汇报绥远部队的内部情况，并听取下一步指令。
李玉浩从香港回来时，带回了委任材料和秘密联络物品。对方要求刘万春继续控制旧部，不要过早暴露，等候所谓的“反攻时机”。
刘万春以为事情做得隐蔽，可人员进出、沿途接触和携带物品都会留下痕迹。有关部门经过调查，逐渐把线索连了起来。到1950年11月，证据已经比较完整。
刘万春随后被扣押，军长职务也被撤销。
从案件本身看，事情并不轻。一个现役军长私下与国民党方面联系，还试图利用自己在旧部中的影响力等待时机，已经不是普通的思想动摇，而是涉及军队安全和地方稳定。
可怎么处理，却不能只看刘万春一个人。
当时，全国仍有不少国民党军队正在等待改编，也有许多起义军官在观察新政府是否守信。绥远起义之所以能够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前承诺保护起义人员，保留合理待遇，给他们改造和重新选择的机会。
要是刘万春一出问题，就把整个起义政策推翻，其他已经放下武器的人难免会担心：过去的承诺还算不算数？以后出了问题，是不是连解释和改造的机会也没有？
聂荣臻面对的，正是这个难题。处罚太轻，无法维护军纪；处置过重，又可能影响大批起义人员的思想。个人案件与全局政策交织在一起，不能只凭一时气愤作决定。
有关情况最终被上报中央。毛主席了解案情后，提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这句话不是为刘万春开脱，而是强调对起义人员必须坚持既定政策，不能因为个人反复，就轻易破坏已经作出的承诺。
刘万春保住了性命，但没有逃过应有处理。他被撤销军职，此后长期接受关押和改造。1976年获释后，他定居北京，后来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93年1月去世。
与此同时，第36军并没有因为军长出事而陷入混乱。部队继续完成整编，随后与第37军一道编入志愿军第23兵团。1951年入朝后，官兵承担机场修建和后方警戒任务，完成了新的转变。

在我看来，处理刘万春，真正困难的不是查清他做了什么，而是如何避免一个人的错误拖累整个和平改编的大局。严明军纪当然重要，可若为了惩罚一人，让成千上万已经放下武器的人重新产生恐惧，代价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