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军统大特务沈醉分配到政协，月薪100元，抬头一看新领导，竟是当年被他列入黑名单的死对头
 
 
1962年正月初六，沈醉在旧宫大会的伙房里帮着蒸馒头。
 
 
他刚翻过日历，心里就开始发毛，第一批特赦的王耀武、杜聿明早进政协写材料了，消息传遍了整个公社。
 
 
这一年来他跟着农民整地挑粪，手上磨出了新茧，可夜里还是老做噩梦，梦见戴笠的皮鞭，也梦见刑讯室里那盏昏黄的灯。
 
 
公社的分配名单贴在了黑板上。
 
 
沈醉、范汉杰、罗历戎几个人，全部调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月薪100元。
 
 
在当时，100元比国家十七级干部还要高一点。
 
 
沈醉看着那行字，心里一阵钝痛。
 
 
他其实想回湖南陪女儿，或者留在北京市政协也好，但“不服从分配”四个字谁也不敢提。
 
 
收拾行李那天，雪后初晴，他兜里只揣着五块钱押金和几本自己誊写的“认罪笔记”。
 
 
一路上他翻来覆去就想着一件事：见面了，先鞠躬，再赔不是。
 
 
进了全国政协大院，沈醉刚领完医疗证和出入证，迎面就碰上了副主席高崇民。
 
 
二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涌了上来，沈醉当年在军统围着戴笠转，高崇民正是“东北救亡总会”的盯梢对象。
 
 
1941年戴笠还莫名其妙给这位东北名流送过一笔巨款当贺礼，沈醉问要不要抓人，被戴笠一句“你懂个屁”顶了回去。
 
 
三年后高崇民拿那笔钱办了进步刊物；再后来军统要抓人，人早跑了。
 
 
如今人站在面前，身份完全调了个个儿。
 
 
沈醉低头伸手说“高副主席，你好”，高崇民握着他的手说了句“请多写些史料”。
 
 
短短几个字，像针扎在心里。
 
 
如果说遇见高崇民是尴尬，那阎宝航就是扎在心口的刺。
 
 
阎宝航当年被军统列为“东北特别工作组”黑名单首位，沈醉亲自起草的名单。
 
 
两人在走廊里四目相对，沈醉忙鞠躬，阎宝航却主动打招呼：“沈先生，到机关安顿好了？”声音平静。
 
 
后来在小会议室里，阎宝航坐下来谈较场口的往事，说特务拿着木棍乱砸，场面失控。
 
 
沈醉硬着头皮说：“那是我洗刷不掉的污点。”阎宝航摆摆手：“个人情绪放一边，写客观事实。”话不多，却把界限画得清清楚楚，赎罪靠行动，不靠辩解。
 
 
可沈醉最没想到的还是抬头看见的那个人，罗瑞卿。
 
 
当年军统黑名单上的重要目标，如今坐在政协领导的位子上。
 
 
沈醉在军统28岁就当上少将处长，起草过不少暗杀名单，罗瑞卿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一刻真站在面前，他说不出话。
 
 
好在1961年大年初七那一面给他吃了颗定心丸，那天周总理、陈毅、罗瑞卿在中南海接见特赦战犯。
 
 
沈醉握着周总理的手说“总理，我要向您请罪”。
 
 
周总理微微一笑：“请什么罪？”沈醉低头说不出话。
 
 
周总理告诉他：“共产党只有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特赦你们，是希望你们做有益于人民的事。”
 
 
沈醉问怎么做才对人民有益，周总理说：“你把军统内幕如实写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陈毅也叮嘱说，写史料不能像写小说，必须亲身经历、亲见亲闻。
 
 
沈醉把这些话全记在心里，他很快写出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在群众出版社内部出版。
 
 
1962年周总理再次见他时说：“那本书害得我看了整整一晚上没睡觉，主要是你讲了真话，吸引了我。”
 
 
后来周总理又告诉他，以前对戴笠的事了解一些，但好多地方对不上，看了他写的东西才恍然大悟。
 
 
1961年3月，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溥仪等第一批特赦人员已到文史委员会任专员。沈醉是第二年进去的。
 
 
他们的工作两项：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审核别人写的稿件。沈醉后来写了《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魔窟生涯》等长篇回忆录。
 
 
1980年，经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命令下属特务上交器材，他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
 
 
1981年11月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后来连续当选五届。
 
 
1996年3月18日，沈醉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