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夫人蒋英说：“钱学森他这个人，心很静，人很稳，一辈子没有大呼小叫过。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应酬，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喜欢安静，家里很少请客，很少热闹，他说安静才能思考。

1950年夏天，两个FBI探员推开加州帕萨迪纳的房门时，钱学森正在黑板上写公式。探员伸手要擦掉那些粉笔字，他挡在前面说："这些公式你们看不懂，擦了是你们的损失。"

屋里堆着八个打包好的箱子，贴好了回国的船运标签。探员撕掉标签，钱学森没争，转身回了书房。那八个箱子在客厅放了整整五年，他一次没打开过。

蒋英后来回忆，那五年家里安静得不像话。钱学森不吵不闹，每天按时去教室上课，下课就回家。同事们约他打牌，他说不会。

有人请他到家里喝威士忌，他说酒精影响计算速度。FBI每周来盘问两次，他提前把资料整理好，问答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

写书用了一本又一本练习簿，演算纸堆在墙角，摞起来有半人高。蒋英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规定家里晚上九点必须安静，连佣人走路都要放轻脚步。他说吵，思路就断了。

那些学生后来成了中国航天事业的骨干，他们说钱先生讲课从不提高音量，但每个字都听得懂。1955年回国，八个箱子原封不动上了船。

海关检查，里面除了书就是手稿，还有一台留声机。蒋英说，那台留声机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钱学森用它来听古典音乐，听完就关掉，从不当背景音。

到了北京，他住进中关村的老楼，家具是公家配的，窗帘用了二十年没换。稿费攒多了，他让蒋英拿去捐给国家，理由是"工资够花"。

家里很少开火，午饭在食堂打回来，用铝饭盒装着。有客人来，他让蒋英泡杯茶，自己从书房出来，聊半小时就端茶送客。

聂荣臻来家里谈导弹的事，他拿出一张画在练习簿上的草图，说："按照这个做，五年能成。"聂帅问他要不要加点什么，他摇头："图纸上的每个数据都验算过三遍，加东西会错。"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图纸带走了，资料烧掉了。钱学森把团队叫到办公室，在黑板上从头推导公式，连写三个小时，粉笔断了两次。

有年轻工程师说记不住，他转身撕下一张稿纸："我默写一份，你们拿去抄。"那张纸后来保存在五院档案室，字迹工整，一个涂改都没有。

蒋英说过一件小事。文革时有人闯进家里，说要破四旧。钱学森站在书架前，指了指书："这些书是周总理批准我买的，你们要问，先去问总理。"来人愣了一下，走了。

他没发火，声音也没提高，就是陈述一个事实。后来周总理确实打了电话，说钱学森的书谁敢动，就处理谁。

家里那张书桌用了半个世纪，桌腿松了三次，他用木楔子钉回去。蒋英要换新的，他说："桌子平了就行，换新的得适应三个月，浪费时间。"

书桌正对着窗户，窗外是棵老槐树，春天掉花，夏天遮阳。他习惯早起，五点半坐在桌前，先写当天的计划，每件事精确到分钟。这个习惯保持到八十岁。

2003年杨利伟上天，他从病床上坐起来，看了直播全程。电视里在鼓掌，他转头对蒋英说："轨道计算得不错，和我们当年算的一样。"

说完就躺下休息了。没人知道他当年用手摇计算机算了多少遍轨道，草稿纸塞满了三个文件柜。如今的中关村，那栋老楼已经拆了。

当年他默写公式的那间办公室，改成了会议室。但五院老人还记得，钱副院长从不参加联欢会，年会躲在角落里听报告。有人问他怎么不发言，他说该说的都在报告里，重复是浪费大家时间。

蒋英那句"安静才能思考"，不是形容词。1986年，他七十二岁，还在带研究生。学生交论文，他拿红笔一个字一个字改，错一个公式就整页打回去。

学生说他严厉，他说："火箭不会说谎，错一个小数点，一百个亿就烧没了。"有人提起当年的钱学森，说他有远见。

其实没什么远见，他就是习惯了把每个问题算清楚，算到没有疑问为止。这种习惯在他去麻省理工报到时就养成了，那时候他谁也不认识，每天图书馆关门才走，回宿舍吃面包。

有人说他不懂生活，蒋英不同意。只是这些爱好都有固定时间，音乐听半小时，小说看一章，红烧肉一个月吃一次。他说人的精力有限，分配错了，正事就干不好。

那张旧书桌，去年在中国科技馆展出了。玻璃柜里，桌角磨得发白，桌面有三道划痕。讲解员说，这三道是钱学森用尺子时划的。

他没买新尺子，就用旧的那把，边磨平了也照样画线。划伤了桌子，他拿砂纸打磨平整，继续用。

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前，现场总指挥汇报说有个部件可能故障。

钱学森听完，让拿来纸笔，现场算了二十分钟，抬头说："问题不在部件，在温度补偿。加一片垫片，厚度零点三毫米。"垫片加上去，试验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