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收复台湾，受封靖海侯。康熙帝准许他举荐子弟入朝任职，相传施琅接连举荐七个儿子，唯独没有举荐次子施世纶。施琅十分了解施世纶为人刚正、能力出众，希望他不靠父辈庇佑，凭自身才能建功立业。

康熙四十年，湖南按察使出缺，九卿推举施世纶，大学士伊桑阿入奏。康熙没有准许，只说此人廉洁，却容易偏向较弱的一方：百姓与生员争讼，他护百姓；生员与缙绅争讼，他又护生员。

皇帝把他调任湖南布政使，专管钱粮。施世纶在民间已是“青天”，在朝廷眼中却仍有缺陷。
父亲故意漏报姓名的佳话，只能解释传说。钱、粮、漕船和灾民交到手中以后办成什么，才决定了他的官声。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平台，封靖海侯。
两年后，施世纶以荫生授泰州知州，没有经过科举，也没有从普通县令做起。

父亲的军功替他越过了入仕门槛。流传中的“不提其名”，把他写成脱离父荫的自立者，与这个起点并不相合。父荫给了职位，也留下一个更难摆脱的判断：侯府子弟做官，究竟是替国家办事，还是替家族扩张权势。

康熙二十七年，淮安水灾，朝廷派员督修堤工，数十名随从在驿站扰民。施世纶将不法者治罪。同年湖北兵变，赴援官兵经过泰州，他备足粮草，又命吏役持棍列守，士兵扰民便立即拘治。督工人员带着上命，援军握有兵权，地方官最稳妥的办法本可少问。施世纶偏从这些人身上立规矩。军需照办，百姓不交给军队任意取用，他开始用得罪强者的代价偿还父荫。

强硬没有换来一路升迁。康熙二十八年，他因承修京口沙船迟误，被部议降调。两江总督傅腊塔上疏称其清廉公直，康熙准其留任，随后擢为扬州知府。船工迟误照样追责，地方政绩足以抵住处分，他才继续被用。门荫能够解释第一个职位，已经无法解释他为何在犯错后仍被保留。朝廷开始按治理结果衡量这个靖海侯之子。

施琅去世时，施世纶正在江宁任知府。总督范成勋以地方舆情为由，请他在任守制，朝廷没有批准。

施世纶离职，江宁挽留者超过万人，后来每人出一文钱，在府署前建起两座“一文亭”。
这场挽留没有改变制度，却改变了他的身份来源。百姓记住的是压豪强、禁胥吏的地方官，侯府门第不再是解释其仕途的唯一依据。

康熙指出他的“偏执”后，将他放到钱谷岗位。

施世纶任湖南布政使，革除田赋丁银所附徭费，又把漕米京费削减四分之一，湖南百姓为此立石。清廉在这里不能只靠自我约束，还要落到税费数字上。

少收哪一项，减去多少，地方库项能否维持，都可核算。
康熙没有让清名替代能力，反而把他放进最容易发生侵蚀、也最容易检验成效的环节。

清名也没有替他挡住处分。康熙四十五年，施世纶因在湖南任内失察营兵抢掠当铺，被罢职。

朝廷随后重新起用他为顺天府尹，又转任户部侍郎、仓场总督。
失察必须受罚，能办事仍可再用。一个被称为“青天”的官员，照样要为下属违法承担责任；没有这道约束，所谓清官很容易只剩名声。

康熙五十四年，施世纶原授云南巡抚，尚未赴任便改任漕运总督。

漕粮经过粮道、州县、卫所、船帮和河道，每个环节都可能生出羡金、克扣和私费。
他革除羡金，参劾贪弁，清退蠹役，漕船按限完成。这个职位足以养肥一个家族，施世纶却把父辈带来的政治优势关在衙门之外。侯门出身没有消失，公家的粮船也没有变成施家的取利工具。

康熙五十九年，西北用兵，陕西又遇旱饥，施世纶奉命协办军饷和赈务。

他从河南府沿黄河勘至西安，核算河段载重和纤路。运二十万石谷约需银十万三千余两，他提出在河南以二石谷换一石米，可省一半运费。朝廷发帑五十万两，并调常平仓谷赈济；施世纶把赈区分为十二路，按人口发放。廉洁到了这里，已经成为运输方案、银两节省和灾民口粮。

陕西仓储亏空牵出总督鄂海，鄂海又提到施世纶之子廷祥正在会宁任知府。

施世纶仍上疏参劾，鄂海后来被罢。拒绝替儿子求官，只需放弃一次机会；查办握有儿子仕途的上司，可能招来报复。施世纶没有让亲属关系越过公事。这件事比“不举荐次子”的传说更重，因为它发生在权力已经到手、家族利益已经受到威胁的时候。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施世纶因病请休，康熙慰留，并命廷祥驰驿探视。

五月，他卒于淮安任上，朝廷赐祭葬，称其清慎勤劳；他请求归葬福建，仍葬在父亲施琅身旁。父子关系没有割断，父荫也没有从他的履历中消失。

施世纶的分量，正在于他接受了门荫，却没有把门荫变成免责权。军队扰民，他拦；漕运生弊，他革；赈粮亏空牵涉儿子上司，他照样参劾；自己失察，也被罢职。

施琅给了他一个高起点，三十余年的考核、处分和实绩，才让这个起点没有沦为家族特权。
官员是否配得上父辈留下的位置，要看权力到手以后，公家的钱、百姓的粮和亲属的前程能不能分开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