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31 岁傅雷出轨女高音歌唱家成家榴，俩人爱得死去活来。26 岁妻子朱梅馥连夜打电话邀请成家榴来陪伴傅雷，之后，3 个人同住了 30 多天。而婆婆此时却说：“朱梅馥就是天生伺候我儿子的女人。”

20世纪50年代，朱梅馥在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信中回顾早年的家庭波折，强调个人感情不能建立在家人的长期痛苦之上。

朱梅馥考虑的对象包括年幼的傅聪、傅敏，也包括傅雷正在进行的翻译工作。朱梅馥没有把宽容理解成毫无原则的退让，而是反复提醒傅聪，婚姻需要责任，亲近的人更不应成为坏脾气的承受者。

1939年，傅雷刚从昆明返回上海。傅雷原本受聘参与国立艺专事务，因为办学意见不合，很快离开昆明，此后逐渐把主要精力转向翻译。

成家榴是刘海粟夫人成家和的妹妹，受过音乐训练，擅长女高音演唱。傅敏后来回忆，成家榴不在上海时，傅雷常常无心工作，朱梅馥因此直接联系成家榴。

成家榴来到傅家后，朱梅馥没有争吵，也没有把成家榴拒之门外，而是以礼相待。接触一段时间后，成家榴逐渐意识到傅雷与朱梅馥之间不仅有婚姻关系，还有孩子、生活与事业形成的深厚联系，最终选择退出。

这件事并未完全停留在傅家内部。1944年，张爱玲发表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张爱玲后来在书信中说明，小说人物与成家榴存在原型关系。

傅聪、傅敏成年后接受采访，也承认成家榴曾出现在傅雷的生命中。由此可以确定感情事件的基本轮廓，但网络文章常见的果盘、银镯、撞墙等场面，没有可靠材料支持，不宜当作历史细节继续加工。

1939年的风波过去后，朱梅馥继续管理家庭，并参与傅雷的文化工作。傅雷一生翻译33部作品，字数约600万，涉及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法国作家。

朱梅馥熟悉英文、音乐与绘画，除承担家庭事务，也为傅雷长期工作提供支持。上海浦东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傅雷家书》专题展中，既有傅雷使用过的钢笔、稿纸，也有朱梅馥写给傅聪的英文信和亲手缝制的手绢，这些实物让朱梅馥的作用有了具体凭证。

1954年至1966年，傅雷夫妇与傅聪持续通信，保存下来的往来家信超过三百封。信中既谈钢琴演奏、文学翻译和艺术修养，也谈情绪控制、夫妻相处和做人原则。

1981年，傅敏选编出版《傅雷家书》。朱梅馥当年守住的，不只是一个家庭。多年以后，那些写在信纸上的判断与劝告，使读者看到一次婚姻危机之后，一个家庭怎样重新建立责任、秩序与相互理解。

这也解释了朱梅馥为何没有被历史只记成一位忍让的妻子，朱梅馥同时是家庭教育与家书写作的重要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