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现在不过时，将来不过时，几十年后仍不过时，永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路明灯：毛主席的理论，现在是真理，将来是真理，几十年后仍然是真理，永远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同时刊发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遵循。

两个月后，邓小平致信党中央，提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7月21日，他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明确反对从个别词句出发解释毛泽东思想。

争论由此不再只是怎样评价一位领袖，而是落到一个更硬的问题上：毛主席留下的理论，究竟靠原样保存才能延续，还是要经过新的实践重新辨认？

这道难题并非毛主席逝世后才出现。
1930年，他写《反对本本主义》，矛头对准的正是脱离实际的照抄。那时中国革命屡受挫折，城市武装起义难以长期立足，共产国际经验和书本结论却常被当成现成答案。

毛主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调查不是下乡走一圈，更不是给既定结论找材料。
干部要摸清土地占有、地方武装、群众关系和敌情，再决定部队往哪里走、政权怎样建、土地怎样分。

1937年的《实践论》又把这套办法说得更透。
认识从实践中来，还要回到实践中检验；实践变了，原有认识也必须跟着调整。
毛泽东思想由此形成了一种很少被同题文章讲清的内在要求：它并不保证每个具体判断永远正确，却要求任何判断都不得逃避现实后果。

这套方法在革命年代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近代中国农民占人口多数，国民党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线，革命力量在军事、财政和装备上都处于弱势。

照搬俄国城市中心道路，难以保存力量。

毛主席把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和群众组织连在一起，使弱小力量能够在对手控制薄弱的乡村落脚，再逐步扩大政治和军事空间。

农村包围城市能够成立，不在于一句口号有多响，而在于它抓住了中国城乡结构、阶级关系和敌我力量分布。

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
与此同时，联系群众、反对教条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被放进党的工作原则中。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指导思想时，组织并没有得到一张可以永远照抄的政策表，而是得到了一套形成政策、发现偏差和纠正错误的办法。

新中国成立后，问题换了模样。
国家要从战争转入建设，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不足，苏联模式又摆在眼前。毛主席推动社会主义改造，领导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成果真实存在，严重曲折也同样存在。
一些活动，其实都说明当调查失真、群众意见难以上达、主观愿望压过客观条件时，即便口头上仍在高举理论，实际行动也可能偏离理论要求。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迅速扩展开来。
文章没有点名否定毛主席，却把判断权重新交给实践。
到了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拨乱反正能够打开局面，靠的不是绕开毛泽东思想，而是重新启用其中最锋利的部分：实事求是。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
决议一面确认毛泽东思想将长期指导党的行动，一面明确区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个区分承担了双重责任。它没有借错误否定新中国的全部历史，也没有用功绩遮住已经造成的损失。

领袖个人、具体政策和科学理论被分开评价，理论才不必跟着某个错误决定一起沉下去。
“现在不过时，将来不过时”，不能理解为每一句旧话都能直接回答今天的问题。

真正能够穿过年代的，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它们分别要求决策尊重真实条件，让群众经验进入政策形成，并依据中国自身情况作出判断。

三者一旦断裂，理论就会变成口号，甚至变成阻止纠错的工具。
毛泽东思想最有分量的历史检验，不只发生在革命胜利和国家建立之时，也发生在毛主席逝世后的那几年。

一个政党能否在尊重历史贡献的同时承认领袖错误，能否用领袖创立的方法纠正对领袖言论的迷信，这比重复多少赞语更能说明一种理论是否仍有生命。

评价今天的理论和决策，也应沿用同一把尺子：它是否容纳真实信息，是否允许基层经验修正上级判断，是否要求决策者面对行动后果。

能够做到这些，理论才是在指路；做不到，墙上挂着再多口号，也只是把旧文件压在新的现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