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养大的儿子，22岁当上师长，毛主席说他必反，彭总不信。22岁当上了师长，这样的年纪获得如此高的成就，自然令彭总更为期待，谁曾想毛主席却说他必会反叛。
1932年9月上旬，江西乐安一带，一支红军队伍正在向北移动。
走在前面的是红三军团第二师第五团。起初，战士们都以为这是正常转移，可走了几天后，有人发现方向越来越不对。再往前，已经接近国民党军控制的区域。
带队的人正是师长郭炳生。
一名师长为什么会把自己的部队带向敌占区？更奇怪的是，很多官兵对此毫不知情。他们只是接到命令，背起行装跟着走，根本不知道师长已经准备投敌。
师政委彭雪枫很快察觉异常。他来不及调集大队人马，只带着少数随行人员追了出去。这一追就是五天，沿途既要避开敌军，又要寻找第五团留下的痕迹。
等彭雪枫赶上队伍，郭炳生编造的谎言也就撑不住了。
官兵看到政委安然无恙，又得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紧急调动，才明白自己险些被师长骗走。队伍随即停下，不肯继续向国民党军控制区前进。
眼看第五团已经失去控制，郭炳生趁夜带着少数亲信逃走。彭雪枫则把大部分官兵带回主力，保住了这支骨干部队。后来，他因处置果断、挽救部队，获得红星奖章。
消息传到彭德怀耳中，他受到的打击远不只是少了一名师长。
郭炳生的父亲郭得云，是彭德怀早年在湘军中的老班长。彭德怀遇到危险时，郭得云曾经帮助过他。郭得云去世后，年少的郭炳生失去依靠，彭德怀便把这个孩子带在身边照顾。
彭德怀供他读书，让他接触军事，又把他带进部队历练。郭炳生从勤务人员和基层军官干起，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之后在战斗中不断升迁。
郭炳生确实有些本事。他胆子大，反应快，打起仗来敢向前冲。到1930年前后，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已经担任师长，成了红三军团中十分显眼的指挥员。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红军的编制与后来正规化时期并不完全相同。部队经常根据战斗损失进行调整，一个师的实际人数也会发生变化。
可无论兵力多少，师长都掌握着部队的行动方向。二十出头便坐到这个位置，说明郭炳生受到的信任和重用，远远超过一般年轻军官。
彭德怀没有亲生儿子，对郭炳生投入了很多心血。他不只希望郭炳生会打仗，更希望他能成为真正靠得住的带兵人。故人留下的孩子能有出息，对彭德怀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可随着职务升高，郭炳生身上的问题渐渐显露。
他性格急躁，个人意气很重，习惯强调军事主官的权威，不愿接受政委和政治干部的监督。受到批评时，他表面上点头，心里却常常不服。
打了胜仗，这些问题容易被战功遮住。一旦遭遇失利，隐藏的裂缝便会迅速扩大。
在后来的一些回忆叙述中，毛泽东见过郭炳生后，曾提醒彭德怀，这个人性情浮躁，个人意识太重，将来遇到大的考验，可能会出问题。
彭德怀没有相信。
这并不难理解。郭炳生是他亲手带大的，也是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年轻将领。一个父亲般的长辈，很难因为几句性格判断，就认定自己培养多年的人会投敌。
真正让郭炳生发生变化的，是1932年前后的连续挫折。
赣州战役持续一个多月，红军没有攻下城池，还付出了较大伤亡。部队长期转战，装备和补给都很困难。有人在逆境中更加坚定，也有人开始怀疑前途。
郭炳生属于后者。
他慢慢把作战困难看成没有希望，把组织批评理解为故意压制，也越来越计较个人待遇。过去支撑他冲锋的勇气，没有变成承受失败的韧劲。
国民党方面看准了他的动摇，向他许诺官职和待遇。
郭炳生知道，自己单独投过去价值有限，若能带走一个团，得到的筹码就完全不同。因此，他没有公开告诉第五团官兵自己准备投敌，而是利用师长身份制造假消息，试图把整支队伍一起带走。
这也是此次叛变最危险的地方。
当时部队频繁转移，前后方联系并不总是畅通。普通战士很难立刻判断一道命令是真是假。师长若故意利用信息差改变路线，短时间内便可能把许多人送进敌军控制区。
彭雪枫能够追回第五团，不只是因为追得快，更因为这些战士本来就没有投敌的想法。真相一旦说清，郭炳生手中的权威很快失效，他最终只能带走少数亲信。
投奔国民党军后，郭炳生得到师长名义，并被用来对红军开展宣传。
对方看中的不仅是他的身份，也包括他熟悉红三军团的人员、编制和行动方式。过去掌握得越多，投敌后可能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1933年，郭炳生跟随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边缘作战，最终被红军击毙。从红军的年轻师长，到站在昔日战友对面，前后不过一年左右。
彭德怀对郭炳生当然有感情，正因为感情深，失望才更重。
但在部队安危和私人旧情之间，他没有给郭炳生留下特殊位置。照顾故人之子是情义，处理投敌者则是原则，这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