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福安，一79岁大爷在街边晒太阳，因为耳朵背，说话声音大了点，被正在执勤的城管协管员盯上了。两人起了争执，协管员一个冲撞把大爷撞倒在水泥台阶上，大爷不幸离世。事后调查，协管员是临时工，先是离开现场，后主动投案，检方以故意伤害罪对其提起公诉。法庭上，检方称大爷对协管员持续辱骂。对于这个说法，家属不认可，要求调取执法记录仪还大爷清白。结果对方说：仪器没电了。

一场发生在街边的争执，最后变成了一条人命，也把临时协管、执法边界和证据管理一起推到了公众面前。

2025年12月20日，福建福安一处农贸市场附近，79岁的吴大爷穿着厚衣服，坐在街边台阶上晒太阳。他不是商贩，也没有占道经营，只是年纪大了，在家里待不住，平时喜欢到路口和熟人聊天。

吴大爷耳朵背，说话声音比常人大一些，附近居民早已习惯。当天，1986年出生的郑某亮正在附近巡查，他通过劳务派遣，在城管岗位上工作多年。

两人后来发生争执，具体起因目前仍有争议。检方认为，吴大爷对正在执勤的郑某亮进行了辱骂，郑某亮多次制止没有效果，双方从口角升级为冲突。

但监控画面显示，郑某亮突然冲向坐在台阶上的吴大爷，随后用身体将老人撞倒。老人仰面摔下，后脑勺重重磕在水泥台阶上。一个79岁的老人，面对一个成年男子的突然冲撞，根本没有多少反应时间，这一结果并不难预见吗？

郑某亮事发后曾尝试扶起老人，随后摘下帽子垫在老人头部下方，并主动拨打 110 报警、120 急救电话。可做完这些后，他离开了现场，之后主动到派出所投案。

吴大爷被送进医院抢救，子女在ICU外等了三天。12月23日凌晨，那位老人因重型颅脑损伤，虽经医护人员竭尽全力抢救，终究无力回天，生命的烛火熄灭，溘然长逝。警方当晚通报，郑某亮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家属无法接受的，还有后续处理。老人抢救期间，郑某亮及家人没有到医院露面，直到吴大爷去世后，才打电话提出希望取得谅解，还询问需要多少钱，并表示可以帮忙向城管部门争取。

这句话是否完整、当时是什么语境，目前要以证据为准。但对家属来说，老人还躺在ICU时没有出现，老人去世后才谈赔偿，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郑某亮事后曾尝试扶起老人，还脱下帽子垫在老人头下，并拨打 110 和 120。2026 年 8 月 7 日，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检方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庭审并未当庭宣判。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庭审中的一个关键争议，就是吴大爷到底有没有辱骂郑某亮。对于检方提及的争执起因，死者家属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老人平日存在耳背情况，说话音量偏大，现场或许只是随口评议几句，并非带有恶意的攻击性辱骂。

家属要求调取郑某亮佩戴的执法记录仪，想知道老人究竟说了什么，双方发生了怎样的对话。然而最终得到的答复是，执法记录仪没电，事发过程没有留下任何声音与画面资料。

这就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执法记录仪平时被要求记录执勤过程，到了发生冲突、出现死亡结果的关键时刻，却刚好没有电，责任该由谁承担？

从法律上说，执法记录仪里的音像资料属于电子数据。设备没电本身不等于被告一定有罪，也不能自动证明老人没有辱骂，但它确实会让争议事实难以还原。检方如果想用老人辱骂、挑衅来说明被告受到刺激，就需要拿出相应证据，不能只靠一方说法。

换个场景就更容易理解。假设商场保安与顾客发生争执，现场有完整监控，法院可以根据画面判断谁先动手、动作有多大、有没有继续追打。要是监控恰好没有保存，双方各说各话，法院就必须回到证人证言、现场痕迹和其他材料，不能把缺失的部分直接补成对某一方不利的事实。

本案中，监控已经记录了冲撞过程，至少能证明老人倒地与郑某亮的动作存在直接联系。真正需要判断的是，这个冲撞属于意外推搡，还是明知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仍然放任结果发生。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不过，罪名成立不等于一定判到哪个幅度，法院还要看冲撞力度、双方距离、被告当时状态、事后救助、投案情况，以及老人是否存在过错等因素。

有网友认为，老人如果没有开口争执，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这一步。这个说法可以讨论，但不能把大声说话、言语冲突，和遭受身体冲撞混为一谈。就算对方确实存在辱骂，执勤人员也应当保持克制，不能用一个可能让高龄老人头部着地的动作去处理口角。

说到底，这起案件的核心不是一句话到底难不难听，而是一个成年人为什么要冲向一名79岁的老人，以及关键执法设备为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判决还没有作出，事实仍应由法庭根据证据认定，但无论结果如何，执法记录仪不能只在需要展示时才被想起，设备没电也不能成为管理失守的习惯性解释。

信源：“老人被城管撞倒后离世” 案一审开庭，亲属不认可 “老人持续辱骂城管” 说法2026-08-07九派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