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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里头,能够真正靠自己力量拉起一支队伍的其实只有两个半,而他们全都被毛主席

十大元帅里头,能够真正靠自己力量拉起一支队伍的其实只有两个半,而他们全都被毛主席亲切地称为老总!

1927年秋,南昌起义军南下失利,转到赣南时,朱德面对的已经不是一支准备打大仗的部队,而是一支随时可能散掉的队伍。高级干部陆续离开,人员不断减少,最后留在身边的只有约八百人。
朱德和陈毅等人没有急着再打一场硬仗,先整顿部队,把还能留下的人稳住。

这八百人后来去了湘南,又上了井冈山。
单看这个结果,很容易说朱德“重新拉起了一支红军”。

可若把贺龙、彭德怀放到同一张图上比较,就会发现三个人做的事情并不相同。
真正值得看的,不是谁后来官职最高、统兵最多,而是人民军队刚刚起步时,他们手里的第一批兵究竟从哪里来。

贺龙的情况最特别。
南昌起义以前,他已经做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手里有成建制部队,也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军事威望。
可南昌起义失败后,这副家底基本丢掉了。
原来的番号没了,部队散了,他再回湘鄂边开展武装斗争,面对的是另一次起家。

中央同意贺龙回湘鄂边,与周逸群等人一起组织武装。
桑植起义遭受挫折后,队伍曾被打散,可贺龙很快又收拢人员,重新组织起数千人的武装。以后湘鄂边、洪湖一带的红军力量不断发展,逐渐形成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的重要源流。

一个旧军军长手里有两万人,不稀奇,军饷、番号、军官体系都在那里。
真正难的是这些东西都没了之后,还有没有人愿意重新跟着你走。

贺龙能够做到这一点,靠个人长期形成的号召力,也离不开周逸群等共产党人和地方群众组织。所谓“靠自己力量”,到这里并不是一个人凭空造出军队,而是他本人确实提供了别人很难替代的军事支点。

彭德怀则走了另一条路。
1928年平江起义前,他还是国民党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
与贺龙已经丢掉旧部不同,彭德怀手里还有一支可以实际指挥的部队。这个条件很珍贵,也很危险。继续留在旧军体系里,他有军职、有番号;发动起义,则意味着这些全部不要了,而且还要让部下跟着一起转向。
在滕代远、黄公略以及党组织的共同推动下,平江起义爆发。以起义部队和当地革命力量为基础,红五军建立,最初约两千五百余人。

因此,彭德怀这个“一个”,与贺龙也不能混在一起。
贺龙经历的是旧军资本散失后的重新聚集,彭德怀完成的则是一支现成旧军部队的政治转换。军装还是那些军装,枪还是那些枪,可从起义那一天开始,这支队伍属于哪一种军队,已经变了。
轮到朱德,那个“半个”才真正有意思。

朱德手里的南昌起义余部,本来并不是他个人建立的。南昌起义有自己的领导体系,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下受挫以后,朱德是在队伍最危险的时候接住了这部分余部。
所以严格说,他不像贺龙那样重新从地方组织起一支武装,也不像彭德怀那样把自己直接掌握的一个团整体转成红军。

他做的是第三件事:让一支败下来的军队没有消失。
八百人是什么概念?人数并不大,可这里面保留下来的不仅是枪和士兵,还有南昌起义留下的军事骨干和组织经验。随后,朱德、陈毅等人率队进入湘南,与当地党组织发动起来的农民武装结合,队伍重新扩大。

到井冈山会师时,这支力量已经成为红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只用“拉队伍”三个字,朱德似乎只能算半个;若换一个角度,他做的事情却未必比重新招兵容易。一支新队伍可以从头立规矩,一支刚刚战败、不断有人离开的队伍,却先得解决最现实的问题:今天留下的人,明天还在不在。

这也是“两个半”必须划清的一道边界。
刘伯承领导过泸顺起义,徐向前后来把鄂豫皖红军带成红四方面军主力。
若把标准放宽成“会发动起义”“会扩军”“能独当一面”,十大元帅里当然不止贺龙、彭德怀、朱德三人。所谓“两个半”,只能限定在一个很窄的历史节点上:人民军队尚在初创时期,谁曾以自己直接掌握、重新聚集或者保存下来的军事力量,成为一支重要红军谱系的起点。

这样一看,三个人恰好对应了三种不同的起家方式。
贺龙是散了以后还能重新聚起来;彭德怀是把旧军中的一个团直接带过来;朱德则守住南昌起义留下的八百人,再把这点残存力量接到井冈山。
后来,三个人都成了元帅,也都曾被毛主席自然地称作“老总”。
1937年的电报里出现过“朱老总”,谈到贺龙时毛主席说过“贺老总有三条”,1950年讨论抗美援朝统帅人选时,又有“还是彭老总最合适”的话。

可几十年后的这些称呼,与二十年代末那几段经历放在一起,确实有一种意味。
那时候,他们还不是后来统率千军万马的元帅。
贺龙要重新把散掉的人找回来,彭德怀要决定手里的一个团究竟往哪边走,朱德守着的,则是一支只剩约八百人的败军余部。

人民军队后来越打越大,可在最初那几年,摆在这三个人面前的问题都很朴素:先得有人,先得把枪握住,还得让这些人明天继续站在自己的队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