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国军少将张岚峰率部投日，不久后他的弟弟张俊峰和日军发生争执，被日军当场用刺刀挑死，事后张岚峰不敢表露出生气，反而低声下气地去向日军官佐道歉，这让他的部下也都大为惊诧。
 

1938年深秋，豫东柘城的风里已经带着刺骨的寒意，张岚峰站在弟弟张俊峰的尸体前，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仿佛眼前躺着的不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而是一只不小心踩死的蚂蚁。
 
就在几个月前，这位顶着国军少将头衔的河南老乡，还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混得风生水起。
 
他早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日语说得溜，对日本那一套也很熟悉。
 
当年6月，日军第十师团杀到豫东，守军溃败，张岚峰没想着怎么抵抗，反而动起了歪心思。
 
他托当地的乡绅牵线，钻进了日军指挥官矶谷廉介的指挥部。
 
两人那是相谈甚欢，毕竟张岚峰在日本军校时的老师，正好是日军里的现役军官。
 
一番密谈后，张岚峰拿到了“豫东招抚使”的委任状和三十万日元的启动资金，摇身一变成了日军的走狗，在柘城拉起了一支伪军队伍。
 
张岚峰变了，但他弟弟张俊峰没变。
 
这小伙子年轻气盛，看着哥哥引狼入室，平日里没少摔碗砸盆，骂哥哥没骨头。
 
那天上午，几个喝多了的日本兵在城里大街上调戏一名妇女，张俊峰正好撞见，那股子血气一下子冲上了头顶。
 
他没顾及自己现在是“皇协军”家属的身份，冲上去对着领头的日本兵就是一拳。
 
日本兵哪受过这种气，再加上本来就瞧不起这些二鬼子，当场就把张俊峰捆在了街口的电线杆上。
 
周围的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明晃晃的刺刀捅进张俊峰的肚子，一连好几下，直到人没了声息，鲜血顺着电线杆淌了一地，染红了地上的黄土。
 
消息传到张岚峰耳朵里时，他正在跟几个日军顾问吃早饭。
 
手下的副官吓得脸色惨白，结结巴巴地汇报，以为长官会暴跳如雷，甚至指望他能借这个由头跟日军闹翻，找回点中国人的脸面。
 
谁知张岚峰放下手里的茶杯，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人死了没有，得知确死后，他摆了摆手，让副官退下，转头继续陪着日军顾问谈笑风生，仿佛死的只是一个不相干的路人。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事还在后头。
 
张岚峰安顿好日军顾问，回到府里换了身干净的便服，让人抬上几坛好酒、拎着两盒上好的云片糕，径直去了驻城日军联队的司令部。
 
他没有去讨要说法，也没有去索要凶手，而是对着那个杀害他弟弟的日军小队长深深地鞠了一躬，嘴里念叨着管教不严、兄弟无礼、惊扰了皇军之类的客套话。
 
那个日本军官本来还担心这个张司令会找麻烦，见他这副奴才相，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表示谅解，甚至还赏了他一杯酒。
 
这件事在张岚峰的部队里炸开了锅。
 
那些跟着他从西北军出来的老兵，平日里虽然知道张岚峰投敌是为了保存实力，但没想到他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
 
大家背地里议论纷纷，都说虎毒不食子，张岚峰连弟弟的仇都不报，以后谁还能指望他讲义气？有人看着那碗原本要给张俊峰上坟的祭酒，直接泼在了地上，骂了一声软骨头。
 
其实张岚峰心里比谁都清楚，他刚投靠日军，脚跟还没站稳，手里这几千号人就是他唯一的筹码。
 
如果为了弟弟跟日军翻脸，别说报仇，恐怕第二天他的脑袋就得挂在城门楼上。
 
他在日记里写过，这个时候如果把个人恩怨摆在头里，那就什么都完了。
 
在他看来，弟弟的一条命，换来了日军对他的进一步信任，这笔买卖很划算。
 
果然，经过这次道歉，日军对他彻底放了心，不仅不再追究，反而拨发了更多的枪支弹药，支持他扩充队伍。
 
到了第二年，他的伪军队伍就从几千人膨胀到了一万多人，成了豫东地区一股不可小觑的汉奸武装。
 
只是，这种靠着亲人鲜血换来的荣华富贵，终究是镜花水月。
 
张岚峰后来虽然做到了伪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拥兵数万，但在日本人眼里，他永远只是那条用来咬人的狗。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想投机钻营，把伪军改编成国军，最终还是在1947年被解放军俘虏。
 
当他戴着镣铐走进战犯管理所时，不知道会不会想起1938年那个秋天，那个他亲手葬送的、充满了血性的弟弟，以及那次让他遗臭万年的道歉。
 
在我看来，历史就是这样，你可以一时低头苟活，但那一记为了讨好敌人而弯下的腰，永远也直不起来了。
  
主要信源：《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