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学教授熊卓为，自家医院做个小手术，7天后死了。丈夫追查发现：主刀、管床、开医嘱的三个"医生"，全都没有行医资格。

2005年12月，熊卓为49岁，正处在学术生涯的黄金期，在申请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期伏案搞研究，腰有点疼，去北大第一医院一拍片子，腰椎轻度滑脱。
 
骨科主任李淳德拍着胸脯说：小手术，四天就能下床，一准恢复。丈夫王建国回忆，当时两口子没多想，毕竟北大第一医院什么级别？1915年创办，国内最早的国立医院，卫生部认证的三甲。
 
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小手术”，把一条人命送走了。2006年1月31日，手术后的第七天，北大第一医院宣布，熊卓为因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一个49岁的医学教授，自己就是搞医的，结果死在了自家医院的手术台上。
 
王建国懵了。妻子平时身体没毛病，做个腰椎小手术怎么就没了？他翻看病历，越看越不对劲——妻子的肋骨折断了三根，心脏破了，肝脏也破了。医院说是抢救时按压造成的，可问题是，什么样的抢救能把人按成这个样子？
 
更让他震惊的是另一件事。他找来妻子的同学、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胡盛寿参与抢救，这位国内顶级的心脑血管专家从手术室出来之后说了一句话：太晚了，救得太晚，有几道关卡，任何一道堵住了都不会死。几道关卡，道道失控。
 
王建国开始追查。这一查，查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实：熊卓为病历上负责观察、诊疗、抢救的三位主治医生——段鸿洲、于峥嵘和肖建涛，居然全都没有行医资格，都是北大医学院的在校学生。最后的死亡证明，也是于峥嵘开的。
 
三个没有执业资格的学生，负责一个教授的全部诊疗过程。这放在任何一家像样的医院都是天方夜谭，偏偏发生在北大第一医院。
 
在我看来，这已经不只是个别医生的疏忽问题了，这是整个管理体系的溃败。一家三甲医院，三个无证学生独立负责病人的全程诊疗，从观察到抢救到开死亡证明，全程没有上级医生签字把关——这叫什么？这叫把病人的命当儿戏。如果熊卓为不是医学教授，如果她丈夫不是北大教授、没有能力追查到底，这件事很可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王建国还发现，病历被多处修改。熊卓为自己走着进医院的记录，被改成了坐轮椅入院；断掉的三根肋骨，在病历里消失了。王建国和律师统计，被修改的地方不下十处。一个病人死了，病历被改得面目全非，这是什么性质的事？我想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人都能判断。
 
2007年10月，王建国把北大第一医院告上法庭，索赔542万元。他认为医院任用没有执业资格的学生参与治疗和抢救，属于“非法行医”。
 
但北大医院不认。院方的说法是：主刀的李淳德是注册医师，没问题。至于于峥嵘等人，院方援引卫生部规定，称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因非本人原因未拿到执业证书前，其执业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院方还反过来说央视报道“内容失实、断章取义”，是在干涉司法。
 
这个逻辑我实在不敢苟同。按照院方的说法，只要考过了资格证，没注册也可以行医？那《执业医师法》规定注册的意义是什么？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后来的复函写得很清楚：于峥嵘、段鸿洲和肖建涛为熊卓为实施诊疗行为，属非法行医。

而且于峥嵘的执业医生注册日期是2006年5月25日——熊卓为1月31日就死了。人死了四个月才注册，这叫合法？
 
2009年7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决：北大医院存在医疗过失，造成熊卓为死亡，承担全部民事责任，赔偿75万余元。但法院没有认定“非法行医”。
 
双方都不服，都上诉。2010年4月28日，北京市高级法院终审维持原判。司法鉴定的结论是：北大医院手术适应症存在质疑，对深静脉血栓认识不足、检测预防不到位，出现肺栓塞后未能及时发现有效处理，抢救中还造成了心脏和肝破裂。法院认为，治疗医师资质问题对确认医院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无直接关联。
 
这个判决结果，说实话，让我五味杂陈。75万赔偿一条人命，一个拿过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医学教授，就这么被量化成了75万。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非法行医”这个定性始终没被法院采纳。北京市卫生监督所都认定了的事，法院在民事判决里不置可否。王建国说得对，这是对不法行为的纵容。
 
但王建国的格局，我确实佩服。他说打官司的目的不是为了钱，是“要救人”，希望妻子的惨死能警醒医院改善管理，唤醒医生的良心和责任感。赔偿金他全部要捐出去。一个失去了相伴二十多年妻子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