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是西方绝不外传的秘密，中国军民伤口溃烂，只能硬扛，关键时刻，汤飞凡在一双旧鞋子上看到了翻盘的契机！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

前线枪炮声不断，后方医院里，真正让医生束手无策的，却不是子弹，而是感染。

一名战士腿部中弹，子弹已经取出，伤口也包扎好了。

起初大家都觉得问题不大，可三天后，伤口开始发红、肿胀，流出黄绿色脓液，高烧四十度，人开始说胡话。

医生只能一遍遍用盐水冲洗，再敷上碘酒、龙胆紫，希望能把细菌压下去。

可是很多时候，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当时中国能够使用的抗菌药物极其有限，磺胺药价格昂贵，数量稀少，而且很多细菌已经产生耐药性。

一旦感染扩散，败血症、骨髓炎接踵而至，许多伤员并不是死于枪伤，而是死于细菌感染。

而此时，大洋彼岸却出现了一种能够改变战争医学的神药——青霉素。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实验室中偶然发现，一块长了青绿色霉菌的培养皿周围，细菌竟然全部消失了。

这种霉菌，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青霉菌。

但发现只是第一步。

真正让青霉素成为药物，是1940年前后英国科学家和美国企业共同完成的大规模提纯和生产。

由于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青霉素立刻被列为战略物资，只优先供应盟军部队。

它的生产技术、菌种、培养方法全部保密。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青霉素几乎是传说中的东西。

即使偶尔有少量进口，价格也高得惊人，一支青霉素甚至能换几两黄金，普通医院根本用不起，更不用说战地医院。

许多医生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感染恶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科学家站了出来。

他的名字叫汤飞凡。

汤飞凡早年留学国外，是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他深知，如果中国不能自己生产青霉素，无数伤员还会继续死于感染。

有人劝汤飞凡："这根本做不到。"

汤飞凡却回答："别人不给，我们就自己找。"

于是，他带着助手开始了一场近乎"大海捞针"的寻找。

他们知道，青霉素来自青霉菌。

可青霉菌究竟在哪里？

树皮上有。水果上有。面包上有。土壤里也有。

于是实验室变成了"垃圾收集站"。

发霉的橘子。长毛的馒头。腐烂的水果。发霉的木板。

甚至连空气里的灰尘，都被他们拿来培养。

每天都有几十份样品送进实验室，再一份份观察。

绝大多数都失败了。

有的是杂菌。有的是毒菌。有的虽然是青霉菌，却几乎不产生青霉素。

一次又一次失望，并没有让汤飞凡放弃。

一天，一位工作人员把一双旧布鞋放到实验台旁。

鞋子因为长期潮湿，鞋帮已经长满了绿色霉斑。

别人准备扔掉。

汤飞凡却停住了脚步。

他盯着鞋上的霉菌看了很久。

多年研究微生物的直觉告诉他，这种霉菌值得试试。

他小心翼翼刮下一点霉斑，放进培养基中。

几天后，一个令人激动的现象出现了。

培养皿中的细菌周围形成了明显的抑菌圈。

说明这种霉菌能够抑制细菌生长。

大家顿时兴奋起来。

虽然还不能确定是不是最理想的菌株，但至少，他们终于找到了有希望的方向。

随后，实验室开始不断筛选。

一株不行，再换一株。

一百株不行，就筛两百株。

他们反复培养、分离、比较，把产量高、稳定性好的菌株一点点挑选出来。

然而，新的难题又来了。

菌种有了，怎么生产？

国外用的是大型发酵设备，而当时国内条件极其简陋。

没有不锈钢发酵罐，他们就利用陶缸、玻璃瓶、搪瓷盆进行培养。

没有恒温设备，就靠人工调节室温。

停电是家常便饭，实验人员只能守着培养液，生怕温度变化影响菌体生长。

一次培养往往需要十几天。

可只要杂菌混进去，一切都要推倒重来。

有人连续忙了一个月，最后因为一次污染全部报废。

没人埋怨。

大家只是默默清洗器皿，再重新开始。

为了提纯青霉素，他们昼夜守在实验室，研究酸碱度、溶剂萃取、低温保存等工艺，一个数据反复验证几十遍。

终于，在无数次失败后，中国研究人员逐渐掌握了青霉素的小规模制备方法。

后来，随着抗战胜利和新中国成立，我国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抗生素工业体系，青霉素开始实现规模化生产，价格不断下降，从过去普通人遥不可及的"救命神药"，变成医院里常见的基础药物。

汤飞凡后来还主持了沙眼病原体等重要研究，为我国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而那双长满霉菌的旧鞋，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段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