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女地下党员罗文坤被捕，敌人见她不屈服，就把她放了，并让特务暗中监视她，谁知罗文坤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自杀！

1942年7月12日深夜，桂林逸仙中学的一间教师宿舍里，三条白绫并排悬在房梁上，三个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年轻人，整理好衣容，先后踏翻了脚下的木凳。

就在三天前，他们才刚被国民党特务从监狱里“放”出来，巷口的挑夫、对面屋顶的人影、校门口的杂货摊，全是布好的眼线，特务们满以为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的妙棋，等着地下党组织主动撞进网里，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三个刚出狱的人，会用这样的方式，直接把他们的全盘计划砸得稀碎。

这三个人是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省工委妇女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还有南委驻广西特别交通员张海萍，就在三天前的7月9日，因为叛徒郭潜的出卖，三人在学校宿舍吃午饭时被特务当场逮捕，这就是桂林抗战史上有名的“七九事件”。

特务本来以为抓了三个地下党负责人，顺藤摸瓜就能端掉整个广西的党组织，老虎凳、烙铁、皮鞭轮番上阵，甚至故意当着罗文坤的面给苏蔓用刑，想靠夫妻感情攻破防线。

可折腾了整整三天，三人连一个同志的名字、一个联络点的地址都没吐，特务机关自己的内部报告里都不得不承认：“通宵达旦，未尝休息，而犯人们仍颉颃不认，亦不悔悟”。

硬的不行特务就动了歪心思，他们深知地下党组织讲究单线联络，只要把这三个人放回去，肯定会有不知情的同志前来接头，到时候守株待兔，就能把整个桂林的地下网络一网打尽，于是他们假装“证据不足，予以假释”，把三人送回了逸仙中学，暗地里在学校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连一只苍蝇进出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三人一回到宿舍，就看清了眼前的死局，窗外巷口的陌生人来回晃悠，平时常去的书店、米店早就埋好了眼线，别说出门送信，就是往窗外多站一会儿，都可能被特务标记成“联络信号”。

更要命的是，他们的公开身份是中学老师，平时有学生、家长、进步青年频繁来往，只要有一个不知情的同志找上门，立刻就会被特务抓走，顺着线索往下查，整个广西省的党组织都可能全军覆没。

他们仔细算过所有出路：逃跑，特务盯得密不透风，只要一跑，就等于坐实了身份，敌人会立刻启动全城搜捕，反而会牵出更多隐蔽的联络点，反抗，手无寸铁，只会给敌人直接动手的借口，顺势展开大规模清剿，坐着等，多等一天，就多一分同志落网的风险，敌人耗得起，组织耗不起。

算来算去，代价最小、最能保住组织的办法，只有一个，他们三个人死在这里，只要他们集体牺牲，党组织看到消息，立刻就会明白这里已经彻底暴露，所有联络点全部作废，所有人马上转移，敌人精心布置的诱饵，直接就成了一步废棋。

这是地下工作最极端的预警方式，用自己的生命，给整个组织发一封永远不会被截获的“血之警报”。

那天晚上他们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把所有机密文件、联络名单全部扔进火炉烧得一干二净，连一点纸屑都没留下，第二件拿出学生的试卷，认认真真批改到深夜，红笔在纸上划过的痕迹，是他们给这群学生留下的最后一点温柔，也是演给窗外特务的最后一场戏：一切正常，没有异常。

第三件在白纸上写下六个大字：“不自由，毋宁死”，这不是普通的遗书，是给所有同志的明确信号：我们没有投降，这里已是死地，请立刻撤离。

午夜时分三人紧紧握了握手，没有哭，也没有犹豫，28岁的苏蔓、25岁的罗文坤、25岁的张海萍，先后把脖子伸进了白绫。

第二天特务发现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他们算准了地下党会救人、会联络，却没算到，有人会用自己的命，直接掐断他们所有的线索，为了掩盖失败，特务还授意报纸造谣，说三人是因为“桃色事件”自杀，可没过多久，这份报纸就被当局匆匆收回，越描越黑的谣言，反而坐实了他们的心虚。

而另一边，广西省工委接到消息后立刻下达紧急转移命令，全省所有联络点连夜撤换，上百名党员干部脱离了险境，敌人“一网打尽”的阴谋彻底破产。

他们本该有安稳的教书人生，有寻常的相守日子，可他们选择了走进黑暗里，最后又用自己的熄灭，给身后的同志照亮了撤退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