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谢觉哉去世，妻子王定国找到中央：我什么级别，住什么大房子。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丧事刚办完，他的妻子王定国没有歇一口气，径直找到中央，开口就问：“我是什么级别？我该住多大的房子？”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按当时的政策，像谢觉哉这样的元老去世后，遗属可以继续住在原来的公房里，配的秘书、司机也能保留。
 
 
那套房子在东城区，是个带院子的大宅子。
 
 
组织上也明确表示，王定国可以安心住下去。
 
 
可她不答应，跟工作人员说得明白：“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
 
 
她当场提出退掉秘书、司机，搬出那套院子。工作人员反复劝她，说这是组织安排。
 
 
王定国铁了心，三番五次去找领导，非要搬不可。
 
 
最终，她带着孩子住进了一套60平方米的两居室，在三楼，没有电梯。
 
 
要理解她为什么这么做，得从她的出身说起。
 
 
1913年，王定国生在四川营山县一户贫苦农家。父亲早逝，母亲为安葬丈夫，卖掉了三岁半的儿子。
 
 
王定国六岁给人推磨，十五岁被卖去当童养媳。后来舅舅凑了四十块大洋把她赎出来。
 
 
1933年，红军到了营山，她加入红军，第二年跟着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
 
 
翻党岭山时冻掉了一根脚趾，过草地时吃树皮草根，弹片打断过腿骨，她从没掉过泪。
 
 
正是在长征路上，她碰见了谢觉哉。
 
 
1935年，王定国在红四方面军剧团里，正蹲在河边洗衣服。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兵走过来，拎着一件破褂子请她缝补。
 
 
王定国一看，补丁摞补丁，没法再下针了，就说：“老同志，去后勤领件新的吧。”老兵却答：“缝缝还能凑合，领新的糟蹋公家的。眼下队伍穷，能省一寸布是一寸。”
 
 
王定国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
 
 
这件小事让她心里翻腾：这么大的人物，明明能享福，偏要自找苦吃。
 
 
打那以后，她对这位老人多了敬意。
 
 
后来西路军失败，王定国被俘，营救出来后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又见到谢觉哉。
 
 
1937年，两人经组织批准结婚，当时谢觉哉53岁，王定国24岁。
 
 
此后三十四年，谢觉哉当过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不搞特殊。
 
 
分房子时，他在登记表上写“暂不安排”。
 
 
家中有好东西，先留给伤病员或困难后辈。
 
 
王定国把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她自己也有工作，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从不以部长夫人自居。
 
 
1971年谢觉哉去世后，她搬进那套小房子，日子清贫，心里踏实。
 
 
公家的归公家，自己的归自己，不越界，不占着。她没说过什么大道理，只用行动划了条线。
 
 
搬家之后，王定国把精力放在整理谢觉哉的文献上。
 
 
谢觉哉从十四岁开始记日记，坚持七十多年。
 
 
从1978年开始，王定国花了六年时间，整理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诗集》《谢觉哉文集》等近五百万字。
 
 
一个没上过一天正规学堂的人，跟着丈夫学文化，竟完成这么大工程。
 
 
整理完文献，她把儿女召集回来，宣布：“多年来我一直照顾你们和你们父亲，现在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了。”
 
 
那时她已七十多岁，却闲不住：七十多岁推动长城保护，八十多岁挽救失足少年，九十九岁参与植树造林。
 
 
102岁前，她每年都走出北京，去长征沿线老区调研，把见闻写成报告呈给中央。
 
 
她对子女要求极严。大儿子谢飘回忆：“母亲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普通老百姓。她给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没在我考学、当兵、提干、复员到退休的任何阶段，为我说过一句话。”
 
 
三子谢飞是著名导演，他说，母亲常教导他“好好拍戏，别想着做官”。
 
 
2020年6月9日，王定国在北京病逝，享年108岁，是最后一位离世的长征女红军。
 
 
她晚年最爱画梅花，最爱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她曾说过：“我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妇女，所以共产党走到哪，我就跟着党走到哪。”
 
 
从童养媳到女红军，从部长夫人到搬进60平米小屋的老太太，王定国用一辈子守住了心里那杆秤。
 
 
公家的归公家，自己的归自己，这条线她没越界过一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