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行程码还在手机屏幕上打转，医院那头的电话已经挂断了——大姨没了。
就因为给小咪排查绿码多等了几个小时，我成了所有晚辈里，唯一一个没赶上见大姨最后一面的人。
大姨生前最疼我。那阵子，我经常在半夜猛地从枕头上坐起来，大口喘气，伸手一摸脸，满手都是冰凉的眼泪。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等了。
二舅在大连下了病危通知，我抓起包就往车站跑；三舅在黑龙江被推进抢救室，我连夜买票往北扎；老舅妈在榆树眼看也不行了，我又一路狂奔过去。
那几年，我几乎是在各地不同的火车站和医院走廊里连轴转。
刺鼻的消毒水味里，我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亲属一个接一个地躺下去。老年人被查出癌症，年轻人突发心梗，死神收人的速度快得让人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身边长辈的座位，空了一大片。
我转过头，死死盯住家里最后两张底牌：73岁的妈，和78岁的爸。
万幸，老两口目前没啥大毛病。但我每次看到我妈体检单上“肺部多发结节”那几个字，都会把那张薄薄的纸攥出死褶。
现在每年带她复查，我比谁都紧张，恨不得把眼睛贴到医生的电脑屏幕上，死抠每一处阴影的变化。我给自己下了一道死命令：必须把所有的危险，死死摁在最小的范围里。
我心里的算盘打得很硬：我妈至少得再陪我十年。
人到了这个时候，一听到医院两个字就浑身发紧，死死攥住父母的体检单不放，究竟是为了多尽几年孝心，还是怕自己在这个世上，彻底成了一个没有来处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