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陈琏涉共被捕。陈布雷急见蒋介石：“委座，小女年幼无知，若证据确凿，该杀便杀！”这话背后藏着怎样的抉择？

当时，国民党高层爆出一桩轰动朝野的大案。

被称作国民党“第一支笔”的陈布雷，女儿陈琏遭到保密局逮捕，罪名是涉嫌地下党活动。

一边是效力二十多年的国民党与蒋介石，一边是亲生女儿。

两难局面，把陈布雷逼到进退不得。

很多人都知道陈布雷。

庐山抗战讲话，还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口号，都出自他的手笔。

蒋介石绝大多数重要文稿，都由他起草修订。在外人眼中，他是蒋介石十分信任的心腹幕僚。

外人只看见他身居高位，很少有人知道，家中子女的思想立场，已经和国民党产生巨大分歧。

陈琏是陈布雷最小的女儿。1939年，她在西南联大读书，接触进步思想，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读书期间，她认识袁永熙，两人确立恋爱关系。

考虑陈布雷的特殊身份，党组织专门安排陈琏的工作。

组织没有派她去解放区，希望她依靠家庭掩护，留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

周恩来也关注过陈琏，认为她的家庭背景，可以为地下工作提供特殊条件。

接到组织通知，陈琏说：“服从组织安排，我愿意留在国统区。”

之后陈琏回到重庆，和父亲一同生活。

观念差距，让父女二人经常发生争执。

陈布雷私下对身边人叹气：“怜儿交往的青年，大多思想偏左，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

他只知道女儿向往进步，完全不清楚，陈琏就是地下党员。

1946年，陈琏、袁永熙去往北平。

陈琏公开身份是贝满女子中学历史教员，暗地里联络进步青年，传递工作信息。

1947年8月，两人在北平结婚。仅仅一个多月，变故突然到来。

1947年9月，保密局破获北平一处地下电台。

电台负责人李政宣被捕后叛变，供出大量地下人员线索。特务从被捕人员身上搜出袁永熙的名片，锁定这对新婚夫妻。

9月24日深夜，特务闯入住宅，当场抓捕陈琏与袁永熙。

特务搜出进步书刊、民青相关文件，没有拿到证明二人党员身份的直接物证。被捕的时候，陈琏已经怀有身孕。

审讯室内，特务不断威逼利诱。

特务对陈琏说：“只要你检举你的丈夫，我们马上放你离开。”

陈琏回答：“我不知道你们想要的东西，我没有什么可以交代。”

特务又劝袁永熙：“你妻子身怀六甲，没必要硬扛，坦白就能从轻发落。”

袁永熙回复：“我没有任何问题，没什么可交代的。”

叛徒拿不出实据，夫妻二人拒不招供，案件就此僵持。消息很快传到南京，交到陈布雷手上。

得知女儿被捕，陈布雷承受巨大精神压力。

他清楚保密局的审讯手段，身怀身孕的女儿，继续关押随时会出事。

但他也明白，通共嫌疑是蒋介石最大忌讳。

他心里清楚，如果自己贸然求情，只会落下徇私的口实，招致蒋介石猜忌。

反复权衡，陈布雷写下书面呈词，亲自面见蒋介石。

他神情沉重，没有一味替女儿开脱。

“委座，小女年幼无知，定是受人蛊惑，但若证据确凿，该杀便杀！”

蒋介石听完十分意外：“亲生女儿涉案，你还能守住公私分寸。”

“公私不能混淆，我不能因亲情坏了规矩。”陈布雷说道。

蒋介石没有当场放人，下令毛人凤上交全部卷宗核查。

毛人凤递交卷宗，卷宗写明，只有叛徒口供与书刊，没有定罪物证，陈琏夫妇始终没有招供。

蒋介石看完卷宗，对毛人凤说：“仅凭几本书，怎能随便定人重罪？别忘了，这是陈布雷的女儿。”

这件事很快在国民党高层传开。

陈布雷私下找到陈立夫、张治中求助：“恳请诸位帮忙斡旋，只求秉公办案。”

张治中面见蒋介石，直言：“陈琏身怀身孕，如果处置过重，难免寒了陈布雷的心。”

当时北方战局吃紧，国民党需要稳住内部官员。重罚陈布雷之女，容易让文职群体人心不安。多重现实因素叠加，蒋介石做出处理决定。

认定二人属于民主青年联盟成员，交由陈布雷严加管教，准许保释出狱。

这不是单纯顾及人情，更多是时局下的政治权衡。蒋介石既不愿伤害老部下，又不能公开释放有嫌疑人员，只能选择折中结案。

1948年，陈琏、袁永熙先后保释出狱，依旧处在特务严密监视之下，行动处处受限，地下工作难以开展。

陈布雷给袁永熙安排工作，劝道：“风波已经过去，你们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好。”

经历牢狱，陈琏没有放弃信仰。就算处在监控之下，她依旧设法和地下组织保持联系。

同年11月，陈布雷在南京自杀离世。

陈琏对袁永熙说：“父亲已经不在，我们不能继续困在这里。”

依靠地下交通组织协助，两人摆脱特务盯梢，辗转奔赴解放区，迎来全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