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郑六三，香港太子爷。八十年代末，他爹死了，给他留了五千万港币，现金。今天，他在深圳的垃圾桶里，给自己找吃的。

主要信源：（海外网——港风流“太子爷”落魄 与狗相依为命）

香港街头偶尔能见到这样一个老人，头发乱糟糟的，衣服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身边跟着七八条流浪狗。

他蹲在巷子口，把廉价的狗粮倒在报纸上，嘴里念叨着什么。

路人经过时多看两眼，他抬起头来，用一种不紧不慢的语气说：“我是太子爷来的嘛，爸爸开工厂，很有钱的，我是上海人。”

这话从一个连住廉租房都要靠综援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听起来像个笑话。

可你要是知道他这辈子经历了什么，就不会觉得好笑。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郑六三的父母从上海南下香港，赶上了香港工业化的黄金期。

两口子白手起家，从小作坊做到大工厂，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郑六三出生的时候，郑家已经是香港排得上号的富裕人家。

他是独子，父母忙着做生意，没空陪他，就用钱来补偿。

要什么给什么，零花钱多到他自己都数不清，读的是贵族学校，交往的同学家里至少都有几家上市公司。

在郑六三的认知里，钱不是挣来的，是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拧开就有，永远不会干涸。

他没见过父母创业时的艰辛，不知道什么叫省吃俭用，更不明白“来之不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他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设置成了只出不进的模式。

八十年代初，郑父在一场车祸中突然去世，郑母悲痛过度，没多久也跟着走。

一夜之间，郑六三成了家族产业的继承人。

他接手了一家仍在运转的工厂、一套半山豪宅，还有五千万港币的现金存款。

八十年代的5000万是什么概念，当时香港的房价均价不过两三千一尺，普通中产买一套像样的公寓一百万出头就够。

这笔钱连本带利，足够三代人舒舒服服过完这辈子。

可郑六三压根不知道怎么打理这些资产。

他去了工厂几天就嫌烦，账目看不懂，管理不会做，客户一个个流失。

他觉得这事太累了，干脆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决定。

他把父母半辈子打拼下来的工厂卖掉，全部换成现金。

他以为自己揣着这几千万现金，就拥有了真正的自由。

自由倒是自由了，他开始重操旧业，夜夜笙歌，出入兰桂坊的夜总会和高档会所。

身边围着各色人等，只要有人冲他笑，陪他喝几杯酒，讲几句好听的话，他掏钱比谁都痛快。

有女孩编个凄惨的身世找他借钱，他二话不说就给。

后来他在镜头前回忆起这段日子，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我人很善良的，以前有女孩子跟我借钱，我都借的。”

他觉得自己在做慈善。

妻子看不下去，劝他收手，他不听。

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提出离婚，他连挽留都没有，签字分了一半家产，然后继续过他的逍遥日子。

他以为没了老婆孩子的牵绊，自己更自在。

自在的日子没过太久。

豪宅卖了，名车换了，银行存款见了底。

五千万港币，在短短几年里被他花得一分不剩。

他住进了政府提供的廉租公屋，每个月靠着几千块的综援过活。

社工和邻居劝他去找份工作，哪怕去茶餐厅端盘子、去写字楼当保安，好歹能养活自己。

他每次都摇头，死活不肯。

不是懒，是他脑子里根本没有“上班换钱”这个概念。

他活了60多年，所有的获得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劳动换过一分钱。

你让他60多岁去打卡上班，去对主管点头哈腰，对他来说那不是工作，是颠覆世界观。

如今的郑六三，每天做的事就是拿着那点综援去街头买狗粮。

他收养了七八条流浪狗，这些不会说话的毛孩子成了他唯一的家人。

狗不会嫌弃他没钱，不会在他穷了之后转身离开，它们给他的是一种持续且不复杂的陪伴。

偶尔有好心的年轻人路过，塞给他一点钱或者食物，他也不推脱，淡淡说一句谢谢。

从他的神态里看不出任何底层流浪汉常有的惊恐或卑微，语气很慢，偶尔逻辑跳跃，但依然保持着一种被金钱长年累月腌制出来的体面。

记者问他有没有想过去见见自己的孩子，他眼角动了一下，说只想再见他们一面，打个招呼就好。

他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好父亲，理由是当年孩子要什么他就买什么，从来不打不骂。

这套说辞和他父亲当年毁掉他时用的是同一套逻辑。

郑六三蹲在街边被一群狗围着的画面，比任何说教都有冲击力。

他这辈子最大的悲剧不是败光了5000万，而是从来没有人教过他，钱花完了该怎么办。

父母给了他一切，唯独没给他活下去的本事。

这个漏洞，多少钱都填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