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7年，19岁的宋神宗赵顼即位。

赵顼是北宋所有皇帝中最有危机感的，很想有番作为。

财政亏空，是他最急于解决的头等大事。

所以1068年初，赵顼立刻成立了一个新部门：

看详裁减国用制度局。

翰林学士司马光、权御史中丞滕元发，成为赵顼搞钱的第一批重臣。

司马光闷头想了数天，回奏说：

“目前有五大问题：用度大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

想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必须陛下领着两府（即宰辅，中书省+枢密院）、三司来搞。

二是此事绝不可能朝夕见效，必须磨以岁月。

请恕愚臣没这个速成的本事。”

赵顼变革的第一道菜，就这么被司马光给晾了，裁减局也没了。

1069年，赵顼将王安石调入宰辅。

王安石入职演说相当精炼：

变风俗，立法度。

赵顼大喜，这才是俺需要的人！

于是，又立刻成立了一个新部门：

制置三司条例司。

王安石、陈升之成为赵顼搞钱的第二批重臣，史称“王安石变法”。

条例司独立于两府之外，可与赵顼直接对话，新派分子们都很兴奋。

恪守本分的旧派却不高兴了。

党争的小苗渐渐发芽。

吕诲、刘琦、钱顗、孙昌龄、范纯仁、刘述、富弼，成为第一批因反对变法而离开朝堂的人。

反对理由主要是于制不合、太快太猛。

但有一件事，两派的意见本来是很趋同的。

就是裁撤冗兵。

赵顼即位时，北宋兵为1162000人，其中禁军663000人。

1064年，三司使蔡襄痛陈：

“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可就是这样公认的弊端，执行时，新旧两派照样能吵成一团。

1069年，陈升之上奏说：

“禁军中40岁以上且身体较弱的，可以减少薪水，并迁到淮南驻屯。”

赵顼大喜。

点头同意后，才想起要看看两府的宰辅成员有无异议。

一向肃而温厚的枢密使吕公弼开口了：

“这么多兵，既降薪，又挪窝，这是逼着他们闹事啊！”

说完还加了一句：

“臣可不像有些人，靠花样搞事来取名。”

陈升之不甘示弱，说祖制上就有将病弱禁军调为厢军（类似后勤补给）的。

大殿上顿时吵翻。

赵顼明显慌乱了，王安石、陈升之事先也没和他通通气。

只好两边都敲打一下：

“陈升之，这等大事，你怎么不和枢密院商量好了再奏？

吕公弼，这个方案还可以啊，朝廷对他们算是开恩了吧？”

最后，宰相曾公亮出来做了和事佬。

这事儿要一步步来，只降薪，不搬家。

条例司碰上大事，要问过两府重臣的意见（等于没说）。

争吵结束，但裂痕陡生。

王安石认为条条框框太多，越发激进。

赵顼也反感那些慢节奏的温和派。

于是，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孙觉、李常、吕公著、宋敏求、李大临、苏颂、林旦、薛昌朝、范育、范镇……

给变法踩刹车的人，像滚雪球般，离开京城。

1070年7月，吕公弼的侄孙吕嘉问偷了吕公弼还没定稿的奏折，交给王安石。

吕嘉问后来被逐出吕氏家谱。

王安石喜滋滋地将奏折交给赵顼。

第二天，吕公弼看着赵顼脸色，越品越不是味儿。

干脆主动请求外调。

随后，连稳得一批的元老文彦博都走了。

大批官员密集离京，让旧派出离愤怒。

王安石们佛挡杀佛。

司马光们逢变必阻。

北宋朝堂上，从此只剩下你死我活的无尽争吵。

赵顼想速效挽颓，最终却留下一地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