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深秋，一份战报从朝鲜前线送到志愿军总部。政治部主任杜平只看了一眼，眉头就皱了起来。战报上写着一个只有19岁名叫胡修道的新兵，一个人消灭了283个敌人。

这份战报来自上甘岭597.9高地。战斗结束后，战报呈到杜平手里。杜平看完“单兵歼敌283人”这一行，没有签字。他把战报压下来，马上下令组成核查组赶赴前线，重新清点。

志愿军对战功核验有严格标准。歼敌数据不能只凭一个人说了算，必须有观察员、清扫战士、邻阵地人员三方作证。杜平从红军时期就做政治工作，知道战斗数字不能有水分。他常对部下讲过，战报要经得起查。

核查组当天出发。总部一些老兵也觉得这数字似乎水分太大，都等着看核查结果。

胡修道1931年10月出生在四川省金堂县金龙镇净因寺村。他的父亲早年病故，母亲带着他四处做工，家里的日子过得很紧。他个子不高，力气却大，从小就帮母亲干活。

1951年6月，胡修道19岁，瞒着母亲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出发前，母亲赶来送行。只叮嘱了一句，多杀敌立功，别给妈丢脸。

入朝后，胡修道分到第12军31师91团5连。他先在后方开山路，一干就是一年。这一年里，前方炮声日夜不停。他听着炮声，就盼着上阵地。他没想到，自己第一次真正接敌，会是在1952年11月5日的拂晓。

1952年11月5日拂晓，美军对上甘岭597.9高地发动猛攻。飞机出动一百多架次，火炮三百多门，坦克三十多辆，掩护步兵往上冲。炮火掀起的泥土不断落下来，阵地上的电话线一次次被炸断。

胡修道和班长李锋、新战士滕土生奉命据守三号阵地。阵地上的工事早就被炸平了，只剩一块大石头根，也被炮弹削去大半，这石头半人多高，勉强能遮挡住三个人。

胡修道第一次面对敌人冲锋时，手心攥着爆破筒全是汗。班长喊了一声“打”。他摸到什么就往外扔什么，手榴弹、爆破筒一样接一样甩出去。他自己也不知道扔了多久。班长一把攥住他的手腕，喊了一声停。胡修道抬头一看，敌人已经退了下去。脚边还散着半筐没来得及用的弹药。

敌人头两轮冲锋被打退后，班长李锋接到命令，去增援九号阵地。三号阵地上就只剩胡修道和滕土生两个新兵。

敌人很快又冲上来。胡修道和滕土生边打边观察，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先朝敌群两翼猛打，把敌人往中间赶。等人挤成一团，再甩集束手榴弹。这个土法子后来被叫作“包饺子”。两人靠这个战术，顶住了敌人十几次冲锋。

此时敌人的冲锋间隔一次比一次短。他们嘴唇干得起皮也顾不上喝水。十号阵地突然没了动静。胡修道明白，十号阵地出了问题。

胡修道让滕土生盯死三号阵地，自己抱着爆破筒冲过炮火封锁的开阔地，扑向十号阵地。他刚到，排长郭三旦也赶来支援。可一发炮弹落在他身边，郭三旦当场牺牲，倒在了胡修道怀里。而三号阵地上的滕土生也负了重伤，被抬了下去。现在三号、十号两个阵地，就只剩胡修道一个人。

胡修道侧身回望，不远处就是零号阵地。那是几天前黄继光堵枪眼的地方。胡修道转身回到阵地，捡起散落的步枪和冲锋枪，一支背在身后，一支握在手里。他在十号和三号之间来回跑。远的用步枪点射，一百米内用冲锋枪扫射，三十米以内直接上爆破筒。他故意在两个阵地间变换射击位置，让对面敌人摸不清阵地上到底有多少人。

战斗从拂晓打到黄昏。胡修道的弹药打光了，只剩几颗手榴弹和两根爆破筒。他蹲在石头后面，想起黄继光，也想起排长郭三旦牺牲前的情形。他把最后两根爆破筒并在一起，准备在敌人冲到自己面前时引爆。

就在他准备动手时，大部队反攻的信号出现了。地平线上，志愿军反冲击部队压了上来。敌人退了，阵地还在。

当天战斗结束，数据汇总为打退冲锋41次，杜平派出的核查组到了前线。他们把阵地前的敌人尸体清点了三遍，走访了全部在场人员。核查组按照位置分片清点，把弹坑边、交通壕里的尸体都算在内。

全程值守的观察员任红举也作了证。任红举说，我全天守在观测点，当场登记的歼敌记录是283人，战后清点尸体总数与此吻合。

核查组把结果报回总部。杜平看完报告，没有说话。那些听惯了夸张战报的老兵，也都不说话了。283具尸体全是真的。这个数字刷新了志愿军战史上单兵单日歼敌的纪录。

1953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胡修道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同年6月25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回国后，胡修道历任排长、副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副师长、军副参谋长等职。退休后，他常去连队，也常站上中小学讲台，给年轻人讲上甘岭的事。

2002年3月13日，胡修道在南京去世，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