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地下党被判死刑，临行刑前去上厕所，看守意味深长地说：“早去早回”，地下党心领神会，扛起一块板子，支到了厕所墙壁上。

1949年4月11日凌晨四点，上海威海卫路171号的看守所静得能听见走廊的风声，再过几个小时，死刑犯范纪曼就要被转往刑场，可他突然捂着肚子蜷在地上，额头冒着凉汗，哼哼着非要去厕所。

值班看守被吵得一肚子火，按规矩死囚根本不能踏出牢房门，可看他疼得脸色煞白不像装的，又想着反正人明天就要枪毙，也闹不出什么花样，他骂骂咧咧打开牢门，甩下一句“早去早回”，靠在门边打起了哈欠。

值班看守做梦也想不到，就这随口一句催促，让这个板上钉钉的死囚，硬生生从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逃了出去。

范纪曼拖着沉重的脚镣挪到走廊尽头的厕所，反手就插紧了门闩，闹肚子是假逃命是真，墙角早就藏着他备好的一块杉木板，一端还磨出了踩脚的凹槽，从入狱第一天起他就盯上了这间厕所的外墙：年久失修比别处矮一截，顶上没拉铁丝网，是整个看守所唯一的突破口。

第一次蹬着木板往上爬，脚镣绊了重心，范纪曼重重摔下来，脸颊磕在砖缝上渗出血，他咬着牙顾不上疼，算准探照灯扫过的间隙第二次发力，终于翻上了墙头，纵身跳进墙外漆黑的弄堂，一头扎进了濛濛细雨里。

等看守所发现人去楼空、警铃炸响的时候，范纪曼早已穿过街巷甩掉追兵，在黄浦江边的芦苇荡里，坐上了地下党接应的小船。

这个靠一块木板越狱的死刑犯，不是什么亡命之徒，范纪曼是潜伏国民党内部十几年的中共地下党，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防部二厅的少将代理专员。

范纪曼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当过四川梁山县委的第一任书记，办剧社做宣传、组织农协发动群众，早早就扎进了地下工作，1929年当地组织遭到破坏，他和上级断了联系，换作旁人或许就顺势隐姓埋名过安稳日子，可他偏不。

范纪曼考进北平大学读戏剧系，凭着精通英、日、德、俄四门外语的本事，一步步打进国民党情报系统，外人看他西装革履、官越做越高，出入有专车、手里有经费，风光无限，可只有他自己清楚，每往上走一步，脚下的刀尖就更锋利一分。

1938年，范纪曼截获日军重炮旅团调往张鼓峰的绝密情报，通过秘密渠道送了出去，仅仅两天后，苏军就精准摧毁了日军的炮兵阵地，那天他坐在钢琴前弹完一整曲《英雄交响曲》，心里明白自己藏在纸页里的情报，实实在在守住了远东的一线防线。

可潜伏的路都是走在悬崖边，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撤退前开始疯狂清洗地下党，和范纪曼单线联系的沈寒涛被捕叛变，顺着一本范纪曼赠送的书，直接把他供了出来。

被捕后特务用尽审讯手段也没撬开范纪曼的嘴，他甚至穿着国民党军装拍桌子，拿蒋介石授予的军阶怼得看守所所长不敢随便动他，可暗地里他早就从旁人的口风里察觉：自己的名字上被画了圈，死刑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换作常人可能早就慌了手脚，可地下工作者的本能，让范纪曼早把看守所的角角落落摸得一清二楚，连厕所角落那块没人在意的旧木板，都成了他提前盘算好的逃生梯。

逃出看守所后，范纪曼躲在民盟朋友家中，一直等到上海解放，本以为终于能光明正大回到组织，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早年和组织断线的经历缺少关键证人，档案衔接不上，组织提议范纪曼重新入党，他一口回绝了，从1926年入党起他就没动摇过信仰，没做过对不起组织的事，凭什么要否定自己的过去？

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1955年潘汉年案爆发，范纪曼因早年的秘密联络关系受到牵连，被判了20年徒刑，从敌营里九死一生的英雄特工，转眼成了阶下囚，这般落差换谁都难扛，可他一句多余的抱怨都没有。

1975年刑满出狱后，范纪曼去了上海戏剧学院当老师，年轻学生只知道这个清贫安静的范老师学问深厚，懂好几门外语，还会画油画、做舞台设计，没人知道他当年在上海滩翻高墙、传情报的传奇经历，更没人知道他脸上那道淡疤，是生死之夜留下的印记。

直到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范纪曼无罪，1984年12月中组部正式下文，恢复范纪曼的党籍，党龄从1926年算起。

从入党到组织正式确认，中间隔了整整58年，这58年里范纪曼潜伏过、战斗过、越狱过、蒙冤过，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可“信仰”两个字，从来没在他心里动摇过。

1990年，84岁的范纪曼在上海离世，骨灰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

回望范纪曼的一生，最动人的从来不是那场惊心动魄的越狱，而是在无人知晓的潜伏岁月里，在蒙受冤屈的漫长时光中，他始终攥着初心不肯放，没折过腰，没改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