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护患者的隐私，这没有问题，但保护隐私不能构成对他人的伤害。恰恰相反，对于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医院应该建立强制报告制度，报告与其生活的家人（配偶、结婚对象），否则，会导致传染、传播，制造更多的社会问题。

普通人也有免于被他人伤害、传染的知情权。以保护隐私为名，不告知家人（配偶、结婚对象），这是失责的，也是不道德的。事实上，这也造成艾滋病毒的传播，制造更多无辜受害者。

隐私保护到何种程度，属于公共决策。隐私权，不是受教育权、财产权——这些基本权利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被剥夺的问题。保护隐私要权衡利弊，比如，未成年人被侵犯到医院就医，医院能因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就不报告其被伤害情况吗？我国已经建立起未成年人被侵犯强制报告制度。

防治艾滋病，要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因此，保护艾滋病患者的隐私，防止其被边缘、歧视很重要。但是，鉴于艾滋病可通过性行为传播，对配偶、结婚对象也“保密”（隐瞒），这就属于过度保护隐私，伤害他人的知情权、健康权。

这一规定需要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