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双耳垂肩一脸慈祥的中年人，就是当年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江北大亨”顾竹轩， 在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之外，他是势力最大的那一个，不同于黄金荣的贪财、杜月笙的圆滑、张啸林的狠辣，顾竹轩最大的特点就是——讲义气、有眼光、走得远。

旧上海的帮会人物，很多人记住的是排场、地盘和手下，却很少有人能把这三样东西带进新的时代。顾竹轩偏偏做到了，他从拉黄包车起步，后来掌握成千上万名车夫，经营天蟾舞台，最后还留在上海迎接解放，成为旧时代少见的体面退场者。

他出生在江苏建湖，家里穷，16岁那年又碰上饥荒，只能揣着一张船票闯上海。初到这座城市，他没有靠山，也没有产业，能做的只有拉黄包车。

上海滩的黄包车夫看着普通，实际上消息灵通，人员流动也大。谁家的车夫多，谁就能知道街面上的动静。顾竹轩从车夫中来，知道他们最缺什么，也明白苏北老乡在上海讨生活有多难。

后来，他通过同乡关系拜刘登阶为师，进入青帮。这个身份让他有了新的起点，但真正帮他站稳脚跟的，不只是帮规和辈分，而是他愿意替人解难，手里有钱时肯拿出来周济别人，老乡遇到麻烦时也愿意出面。

时间一长，听命于他的黄包车夫越来越多，人数据称达到上万。别人靠吓人让人服，顾竹轩更多靠关系和信用让人跟。于是，江北大亨这个称呼传开了。

他没有停在帮会势力上，还把目光放到了戏院生意。天蟾舞台后来成为上海有名的演出场所，这一步很关键，因为戏院不只是卖票，它连接着商人、演员、报界和各路社会人物。顾竹轩从街头势力走进城市生意，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

到了巅峰时期，黄金荣、杜月笙这些上海滩大人物见到他，也会保持客气。三大亨各有标签，黄金荣看重钱财，杜月笙擅长周旋，张啸林出了名的狠。顾竹轩的特点却不一样，他讲义气，也懂得看方向。

真正能看出差距的，是1937年上海沦陷之后。

日本方面曾拉拢顾竹轩，希望他替占领者办事，他直接拒绝了。这个选择并不轻松，拒绝日本人，意味着可能失去生意、地盘和安全，答应下来则能换来一时的利益。钱和命摆在眼前，哪一个更重要？

顾竹轩没有选择当汉奸，抗战期间还暗中为新四军采购药品，掩护地下党员。1945年，他把15岁的小儿子送到苏北根据地参加新四军。一个做父亲的，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战火中，这个决定很难用普通的生意眼光解释。

也正因为如此，陈毅后来提到顾竹轩时，才会说此人身份不简单。这里的身份，不只是帮会头目，更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做出选择的人。

当然，拒绝投靠日本，并不等于顾竹轩从此脱离旧社会。他依然有帮会背景，也经营过戏院和其他产业。问题在于，他知道哪些钱不能赚，哪些关系不能碰，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必须收住。

同样是上海旧势力人物，结局差别很大。张啸林在1940年遭到刺杀，死在枪下，杜月笙则在1949年离开上海，后来客死香港。黄金荣留在上海，晚年生活也失去了过去的声势。身份相近，选择不同，最后走出的路自然不同。

1949年上海解放后，顾竹轩没有逃跑，也没有带着手下继续对抗。他选择稳住局面，等着新政府接管。对一个曾经拥有大量追随者的人来说，能不能管住自己，往往比能不能管住别人更重要。

后来，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陈毅还称他为老朋友。这个变化很有意思，过去他靠帮会关系立足上海，后来却以社会人士身份进入新的公共秩序。

有人会说，他只是运气好，没有遇上更大的清算。这样的说法不算全错，时代变化中的个人，确实会受到环境影响。可同样处在乱世里，有人把路走窄，有人把退路堵死，顾竹轩至少提前看到了风向，也没有在关键节点押错宝。

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把所有人都当成可以利用的工具。周济同乡，让他积累了人情，经营戏院，让他接触更大的社会圈子，拒绝日本人，又让他保住了底线。一步一步看，这不是突然出现的好运，而是长期判断带来的结果。

1956年，顾竹轩在上海病逝，享年71岁。旧上海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有的横死，有的远走，有的在失去权势后孤独收场，顾竹轩却留在上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说到底，他留下的记忆，不是手下有多少人，也不是经营过多少产业，而是在黑白混杂的年代里，他既没有把自己包装成圣人，也没有为了眼前利益彻底交出去。

一个人能在乱世中发财，说明他有手段，能在风向变化时保住性命，说明他有判断。可在保全自己的同时，还能守住一点良心，这才是顾竹轩真正被人记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