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铿与孙中山、陈炯明都关系亲密，为粤军参谋长，是粤军的 二号人物，支持孙中山北伐。因为陈炯明反对北伐，邓铿的突然遇刺，有人认为是陈所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Claude根据学者陈晓平的考证，讲述粤军高级将领邓铿之死。

案发经过是这样的：1922年3月21日傍晚，邓铿乘广九铁路火车抵达广州大沙头车站，刚一下车就遭到两名凶徒枪击，随即被送往中法韬美医院抢救，到3月23日凌晨不治身亡。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陈炯明当天特意派了自己的专用司机、专车去接邓铿，但既没有派卫队随行护卫，连司机本人都没带枪——这个安保上的疏漏，日后也成了外界质疑陈炯明是否"故意松懈防范"的一个由头，但陈晓平并未把这个细节坐实为陈炯明蓄意加害的证据，更多是当作陈炯明治军疏漏、缺乏警觉的旁证。

真正指向作案动机的关键，是几乎同一天见报的鸦片查获新闻。1922年3月21日当天，《香港华字日报》报道宪兵"搜出烟土数千两"，"价值甚巨"；同日《大同报》也报道宪兵一营的罗排长"起出私运烟土六十三箱"。

陈炯明的秘书莫纪彭后来回忆得更具体："署中押有鸦片烟土，价在数十万元以上，为参谋长（指邓铿）亲自缉获者……烟商遂无活动转圜之余地。此批烟土价值至昂，烟商痛心之余，乃必欲杀之。"也就是说，邓铿当时以粤军参谋长的身份亲自主持缉私，一举查获了一批价值数十万元的巨额鸦片，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直接断了背后走私集团的财路。

而这批鸦片牵涉的，正是陈炯明的族弟、时任广东全省公路处处长的陈达生——此人追随陈炯明多年，却在背地里经营鸦片走私生意，邓铿这一查，让他"非但赚不了钱，连一大批资金都损失了"（据省议会副议长曾享平回忆），因此对邓铿恨之入骨。

与陈达生勾结的，还有陈炯明手下的侦探长黄福芝，此人在鸦片被缉获后一度潜逃香港。据曾享平的说法，陈达生"乃以重金买通督署两名海丰同乡的卫兵，伺机刺杀邓铿"，这两名凶手都是惠州、海丰籍人士，事先乔装成接客的样子，预先埋伏在大沙头车站等候邓铿下车。

邓铿的夫人李顺春后来也印证了这个说法的关键一环——她证实"枪杀仲元之凶手，是仲元见过面善之人"，正因为凶手是邓铿认识、见过面、觉得面善的自己人，他下车时才毫无防范，这才让对方轻易得手。

案发之后的处理也颇耐人寻味。陈炯明一方虽然在1922至1923年间陆续处置了一些涉案人员——比如《申报》1923年4月8日报道，孙中山方面在案件平息后，曾下令将一个叫何仿周的人押赴东郊枪决，此人临刑时自称"打死邓铿就是我"；

同年5月2日《申报》又报道孙中山密令缉拿"前粤军侦探长黄福芝"，称其"与刺邓铿案有关"。但整体上看，这场追查始终没有真正触及陈达生这个核心嫌疑人——很可能正是因为他是陈炯明的族弟，陈炯明投鼠忌器，没有真正深挖到底。

耐人寻味的是，孙中山一方似乎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转而采取了自己的报复行动。1922年7月14日，陈达生本人在香港遇刺身亡——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他当晚在太白楼与友人饮宴后，行至霖士街近船政厅处下车时，"突被人用手枪连轰数响"，"背后中穿前腹而出"，两天后（7月16日）伤重不治。

这起案子直到多年以后才在另一桩更著名的政治谋杀案的审理过程中真相大白：1926年廖仲恺案特别法庭审理期间，涉案人梁博在3月6日的供述中提到自己参与了在香港谋刺陈达生的行动，"未同去，返省后，曾得六百元分用"；

同年3月10日，时任公安局长的吴铁城作证时也证实，另一名涉案人"陈世（均）是本党同志，他常有到局……凡是本党同志皆知此事"，实际上等于坐实了陈达生遇刺是国民党方面有组织策划、事后分赃六百元酬劳的报复行动。

综合这些材料，陈晓平得出的结论是：邓铿之死的直接根源，是一起因缉私断人财路而引发的报复性刑事案件——策划者是陈炯明的族弟陈达生和侦探长黄福芝。

但陈晓平也没有替陈炯明完全开脱，他引用了继任粤军参谋长罗翼群的评价："仲元之见害，完全与陈炯明左右宵小有关……陈炯明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炯明亦不能辞其咎也。"

也就是说，陈炯明本人虽非主谋，但他对身边亲信、族弟经营的灰色生意疏于约束，出了事之后又碍于亲情和政治顾虑，没有一查到底，这种"放纵亲信谋私、被宵小所包围"的管理失职，同样要承担相应的道义责任。

而这起本质上属于经济利益冲突的刑事案件，却在阴差阳错中成为压垮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的重要一根稻草，进而牵连出后续一系列的军事冲突——用陈晓平文章里的话说，广东民众也因此"付出无量白银无量血"，代价不可谓不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