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是西方绝不外传的秘密，中国军民伤口溃烂，只能硬扛，关键时刻，汤飞凡在一双旧鞋子上看到了翻盘的契机！

1944年9月5日，昆明一间设备简陋的实验室里，中国自行研制的青霉素第一次制成，首批只有5瓶。

这5瓶药背后，是抗战时期一场没有硝烟的硬仗。没有现成菌种，没有发酵设备，甚至连稳定的温度都难以保证，汤飞凡和助手却靠着腌菜坛子、煤炉和一双旧皮鞋，硬是把西方严密封锁的青霉素做了出来。

当时，前线伤员最怕的未必是子弹，而是伤口感染。

1939年，白求恩在河北前线为伤员做手术时，手指不慎划伤，后来感染败血症，一个月后去世。那个年代，伤口一旦化脓，细菌进入血液，往往就意味着生命进入倒计时。

中国军队当时连磺胺类药物都供应不足，更不用说青霉素。英美已经把这种药物的菌种和生产技术列为军事机密，技术资料很难传到中国，药品也几乎无法获得。

问题在于，前线每天都有伤员，难道只能眼看着他们因感染离世？

汤飞凡很快意识到，青霉素不是普通药品，它可能直接改变战场救治。作为生物制品研究专家，他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外部援助上，而是决定自己寻找菌种，自己试着生产。

第一步，就是找到能产生青霉素的青霉。

青霉并不罕见，烂水果、旧衣服、发霉的墙角，甚至古钱表面，都可能长出绿色霉斑。但真正能够产生青霉素的，只是少数类型，普通霉菌看起来相似，作用却完全不同。

汤飞凡发动实验人员四处搜集样本，鞋子、旧衣物、腐败水果，凡是可能长霉的地方都不放过。实验室里堆满了各种霉菌样本，助手们不断分离、培养、观察，再逐一排除无效菌株。

几个月过去，许多样本不是产量太低，就是不适合继续培养。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42年防疫处的一次大扫除中。

大家把床底和角落里的杂物搬出来晾晒，汤飞凡注意到一双旧皮鞋的鞋面上长着一层绿色霉菌。这样的霉斑，在别人眼里只是脏东西，在他眼中却可能是救命药的起点。

他立即安排人员从鞋面分离菌种，经过反复培养和检测，结果让所有人振奋。这株青霉的产药能力较好，有希望成为中国自行生产青霉素的关键菌种。

但找到菌种，并不等于能够制成药。

青霉素发酵需要充足氧气，温度也不能忽高忽低，大约要保持在24摄氏度左右。正常条件下，需要专门发酵罐和恒温设备，可当时的防疫处物资紧缺，连这些最基本的器材都无法保证。

没有发酵罐，他们就把腌酸菜的土坛子清洗消毒后拿来使用，坛口再用纱布包住，尽量防止杂菌进入。没有恒温箱，就在旁边架起煤炉，安排人员轮流值守，用手触摸坛壁，凭经验调整火力。

这套办法听起来笨拙，却是当时能找到的办法。温度高了不行，低了也不行，火候稍有偏差，前面的培养就可能全部失败。实验人员只能一遍遍试，一次次重来。

三年时间里，他们在简陋环境中不断调整培养条件、发酵方法和提取流程。到1944年9月5日，中国第一批自行研制的青霉素终于制成，数量只有5瓶。

这5瓶药没有被全部留下使用，其中2瓶送往重庆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2瓶分别送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鉴定，剩下1瓶保存下来。

药效还要靠病人来验证。

在昆明总医院，一些高烧不退、伤口已经溃烂的士兵接受青霉素治疗后，体温开始下降，创口也逐渐出现好转。对守在现场的医护人员来说，这种变化比任何报告都更有说服力。

英国科技参赞李约瑟参观实验室时，也对中国科学家在极端简陋条件下完成这项工作感到惊讶。谁能想到，世界上当时最受限制的药物之一，竟然从中国的土坛子里开始生产？

更值得注意的是，汤飞凡没有停在青霉素上。后来，他还独立开展沙眼衣原体研究，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希望冲击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