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一个给日军中将牵马的伪军小兵，被对方打了一巴掌，他气不过，从马粪袋里掏出枪来，对着中将连放两枪，中将当场倒地断了气！
 

1943年那年的东北，五月刚开头，黑龙江富锦的五顶山还透着寒意。
 
就在这片山路上，发生了一件让整个伪满洲国都震动的大事。

一个被所有人看作汉奸的二十二岁伪军马夫，在给日军中将牵马的时候，从马粪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对着这位大日本帝国的中将连开两枪。
 
这个年轻人叫常隆基，辽宁西丰人，家里穷得叮当响。
 
1941年，伪满推行《国兵法》，他被人按着手印强征进了靖安军，成了伪军里最底层的一个勤务兵。
 
他不是天生想当汉奸，起初他也跑过，可几次逃跑都被抓回来往死里打，连长嫌他刺头，干脆把他打发到马厩喂马，当成一个翻不起浪的老实人看待。
 
常隆基没辩解，闷头把连长那匹枣红马养得毛色发亮，日伪军官打他骂他，他也只是低眉顺眼。
 
可没人知道，这个看起来逆来顺受的马夫，心里早就埋着一颗炸雷。
 
他挨的打太多了。
 
日本教官大岩五熊训练牵马兵的时候，手里攥着铁锹把，谁动作不对抡起来就打，常隆基因为听不懂日语，头上经常被敲出大包。
 
有一天晚上，他涨红着脸对老乡黄凤祥说，日本教官欺负人太甚，这回要是来大官，他非干掉一个不可。
 
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要来的这个大官，分量比他想的还要重。
 
1943年4月底，伪靖安军团以上军官频繁开会，研究迎接日伪高级将领到五顶山军事要塞视察的事。
 
来的不是别人，是日本关东军驻伪满最高顾问、陆军中将楠木实隆，由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陪同。
 
因为上五顶山的山路轿车上不去，只能骑马再徒步，伪军部从驻地抽了十名牵马兵、十匹好马专门训练。
 
常隆基因为平时就是把养马的好手，被选进了这十个人的队伍，牵的正是连长那匹枣红马。
 
视察前一天，部队集合，全团戒严，日本人出于安全考虑，规定所有士兵一律不准带实弹武器，军官也只能佩刀带空枪。
 
常隆基瞅准了这个空子。
 
他借着连长忘了戴勋章的由头，主动提出回连长家去取，进了屋就从连长的保险柜里拿出手枪和弹夹，用毛巾包好藏在怀里。
 
当晚他把枪转移到豆腐房黄凤祥的行李底下，第二天一早又取出来，趁着到马厩备马的工夫，把手枪塞进了战马粪兜的最里头，再盖上一层新鲜马粪。
 
日军挨个搜人搜马，可没人愿意去翻那个又臭又脏的粪袋，常隆基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过了关。
 
1943年5月2日上午，楠木实隆一行的车队到了牵马兵等候的地方，换马进山。
 
常隆基牵着的枣红马，正巧分给了楠木实隆。
 
山路崎岖，马队走到半山坡的小河子一带，楠木实隆准备下马徒步进要塞。
 
就在这一刻，楠木实隆抬手给了常隆基一记耳光，在日军眼里，这些伪军马夫本就是随意打骂的走狗。
 
这一巴掌，把常隆基压在心底所有的屈辱和怒火全扇了出来。
 
家仇国恨一起涌上心头。
 
常隆基根本没打算忍，他猛地从马粪兜里抽出那把早已上膛的手枪，对着楠木实隆的左胸膛就是两枪。
 
子弹穿透了中将的胸膛，胸前的金色勋章碎了一地，楠木实隆连要塞的门都没进去，就栽在了五顶山的半坡上。
 
突如其来的枪声把在场几百号日伪军都打懵了。
 
按规矩，随行人员一律不得带实弹，众人虽然高喊抓刺客，却没人能立刻拔出枪反击。
 
常隆基见目的达成，飞身跃上枣红马，沿着拥挤的山道狂奔而下，一路冲出重围。
 
此后，伪满当局调动富锦、绥滨、同江三县的关东军、伪靖安军和警察特务，封锁松花江和所有陆上通道，展开了拉网式搜捕。
 
常隆基这一枪，打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楠木实隆。
 
在那个年代，无数像他一样的东北青年被强征进伪军，顶着汉奸的骂名苟活，忍受着日军的皮带和耳光，心里那口气却一直没散。
 
常隆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让自己变成真正的走狗，而是把屈辱一寸寸攒起来，攒成了五顶山上的两声枪响。
 
一个被视作汉奸的马夫，用最原始、最孤注一掷的方式，告诉日本人，这片土地上的人，骨头还没软。
 
后来的事，史料记得清楚，常隆基在松花江边被日伪军重重包围，他站在江岸上，纵身一跃，跳进了滚滚江水之中，年仅22岁。
 
日本大东亚战争史把这件事称作满洲国五顶山事件。
 
1950年，黑龙江富锦县剧团把常隆基的事迹编成评剧，在三省公演。
 
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就在这里，真正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从来不是常隆基这样的伪军，而是那些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以为用耳光就能碾碎一个民族尊严的侵略者。
 
五顶山上的两枪，楠木实隆至死都没想明白，他随手扇出去的那一巴掌，最终扇塌了帝国在伪满最高军事顾问的宝座。
 
而在我看来的，常隆基不是汉奸，他是穿着伪军服的孤胆英雄，用二十二岁的年纪，在东北抗日战场上，写下了击毙日军中将最硬气的一笔。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常隆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