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葡萄牙炮轰我国国旗，致我军伤亡32人，毛主席：消灭他们
7月25日下午6点多，一名葡方士兵来到关闸附近，把原本放置在双方之间的障碍物向中方方向推。

正在执勤的中国边防哨兵赵学登发现后，并没有立刻拔枪，而是按照上级“既不主动惹事，也不示弱，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示意对方把东西退回去。

可对方没有听。

不但没有后退，反而叫来了更多士兵。

几名葡军一起上前，将障碍物继续往中方警戒线方向推，其中一人甚至越过了警戒线。

赵学登再次发出警告。

可这一次，对方的动作更加粗暴。

葡军士兵竟然用刺刀刺伤了中方哨兵。

鲜血顺着手臂流下来。

旁边的战士看到战友受伤，赶紧上前救助。谁也没有想到，葡方士兵竟然直接举枪射击。
枪声一响，事情性质就完全变了。

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

最初的枪声很快传到了附近阵地，双方的紧张情绪迅速升级。到了当晚，葡方甚至调动火炮，从澳门方向向拱北一带开炮。

炮弹落下，附近居民受到波及。

一些民房被毁，普通百姓也遭到伤亡。

更让中方无法接受的是，葡方还对中方升旗地点进行射击。

7月28日黄昏，葡方士兵打断中国国旗旗杆的绳索，两名正在处理旗杆的升旗人员邢起、苏广照遭到炮击，不幸牺牲。

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国旗被打落绝不仅仅是一根旗杆的问题。

那面红旗刚刚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不到几年。

多少人为了这面旗帜流过血、牺牲过。

如今，在自己的国土边缘，却有人用枪炮对着它。

前线战士当然愤怒。

但中央考虑的问题，却远比“打不打”复杂。

因为1952年的中国，正在经历朝鲜战争，国际环境非常紧张。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虎视眈眈，而澳门又是一个人口密集、情况复杂的特殊地区。

如果双方全面开战，最先遭殃的，很可能就是澳门和拱北附近的普通百姓。

于是，这场冲突没有按照“谁火力大谁说了算”的方式继续扩大。

中国军队进行了坚决还击。

据后来公布的资料，7月25日至30日间，葡方先后进行了多次射击，发射炮弹490发、子弹2万多发；中方进行了还击，发射炮弹109发、子弹8820发。

最终，中方有2人牺牲、30人负伤；葡方也有人员伤亡，附近居民和商船人员同样受到波及。

消息层层上报。

广东方面的领导人叶剑英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摆在中央面前的问题很现实：是继续扩大军事冲突？

还是打疼对方之后，给对方一个台阶，把事情解决掉？

毛泽东对此作出了一个后来经常被历史研究者提起的判断：“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软”，实际上里面有很强的战略考虑。

所谓“宽大处理”，并不是怕葡萄牙，更不是不敢打。恰恰相反，中方已经通过军事行动告诉对方：新中国不是过去那个任人欺凌的中国。

但打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停手，同样是一种能力。

如果只是为了争一口气，把一个局部冲突扩大成国际军事危机，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所以，中国方面开始把重点转向谈判。

澳门方面也终于意识到，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关闸关闭后，澳门的生活物资供应受到严重影响。澳门本来就高度依赖内地的粮食、蔬菜等物资，一旦关闸通道受到限制，市场上的东西立刻紧张起来，物价也随之上涨。

澳门方面开始寻找中间人进行斡旋。

何贤、马万祺等人参与了沟通。

双方前后进行了多次谈判。

中国方面的要求其实很明确：

第一，道歉；

第二，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挑衅；

第三，对中方人员和财产损失进行赔偿。

这三个条件，看起来并不复杂，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尊严。

谈判过程并不轻松。

葡方一开始仍然试图保留自己的体面。

可现实已经摆在那里。

中国边防部队没有退让，关闸通道又受到限制，澳门的生活供应开始承压。如果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最终，8月23日，澳葡当局向中国方面递交书面道歉，承认错误，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从原警戒线后撤50米，并向中方赔偿损失。

根据公开资料，赔偿金额为443720300元旧人民币。

至此，持续数日的关闸冲突终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