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夏天的汉口，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在车间角落把钢管锉成枪管。
 
1991年春节前后，武汉三镇流传着一个可怕说法，凶手还要再杀八十五个人。传言越传越离谱，街上的人却不敢掉以轻心，夜班工人提前回家，商铺早早关门，连放鞭炮的声音，似乎都压不住那股紧张。
 
这起案件的核心人物，叫张明高。
 
1980年夏天，汉口一家工厂的车间里，17岁的张明高躲在角落，把一根钢管慢慢锉成枪管。他是硚口区汉正街人，10岁没了母亲，15岁又失去父亲，曾经到父亲工作的厂里求一份工作，却因为年龄太小被拒绝。
 
他先做了11个月临时工，后来才转正，手续全靠自己跑。
 
没人拉他一把，也没人替他说话。这样的经历，后来成了他反复提起的一段过去。审讯时，他说自己从小受够了白眼，仿佛周围所有人都在提醒他，没人会在乎他。
 
问题是，生活的苦，真的能解释一个人走上杀人道路吗？
 
显然不能。很多人同样经历过贫困、失亲、被拒绝，他们没有拿起枪，更没有把陌生人当成试枪目标。张明高真正走偏的地方，在于他把怨恨、暴力和所谓的谋略，拼成了一套自我说服的逻辑。
 
他买来一本孙子兵法，压在枕头底下反复翻看。书里关于谋略和取胜的话，被他当成座右铭。练身体、练胆量，最后发展成用杀人检验自己的冷血程度。
 
1983年冬天，他在街上枪杀一名素不相识的中年男人，事后交代，开枪只是为了试枪。
 
这不是一场失控的争执，也不是临时起意的报复，而是把杀人当成工具测试。从这一步开始，受害者在他眼里不再是具体的人，只成了目标、障碍和数字。
 
接下来的8年，武汉三镇不断响起枪声。
 
新华路电影院附近，一名刚下夜班的工人遭到枪击，子弹从背后穿透胸膛。江汉区民族路，两名携带货款的业务员倒在街头。张明高选择的目标没有固定规律，作案地点也不断变化，这让警方很难从现场迅速找到清晰线索。
 
他不近女色，不交朋友，使用假身份租房，白天很少出门，晚上才活动。和邻居碰面，他几乎不多说一句话。这样的人，在普通社区里并不显眼，却也很难留下可以追查的生活痕迹。
 
警方曾根据线索画出画像，年龄大约25岁到30岁，身高1米67到1米70，单眼皮，带武汉口音，常穿白色迪亚多娜旅游鞋和绿色啄木鸟夹克衫。
 
1991年大年三十夜里，张明高和同伙潜入汉口蔡家田的武汉橡胶厂值班室。4名值班经警被制服、捆绑，其中一人头部近距离中枪，另外3人被杀害，头颅被装进点心盒子带走。
 
消息传开后，恐惧迅速蔓延。春节本该是团聚的日子，可那一年，很多武汉人记住的不是年夜饭，而是家人反复叮嘱的几句话，别一个人走夜路，听见动静别开门，发现陌生人就赶紧报警。
 
民间传言把案件描述得更加夸张，说凶手要凑够88颗人头。事实上，案件最终确认的死亡人数是21人，传言与事实之间差距很大，但它说明了当时公众的恐惧已经超出了案件本身。
 
张明高的破绽，就是一颗子弹。
 
三个月后，汉阳永丰乡唐家湾七号，一名房东疏通下水道时，从粪便和污水之间摸到了一颗子弹。他站在那里想了很久，随后拨打了派出所电话。
 
这位房东平时只把房子租给老人和带孩子的家庭，租客范围比较固定。一个不起眼的物件，加上房东愿意报警，让警方重新获得了突破口。
 
线索最终指向租住在附近的张明高。
 
1991年11月21日晚上9点，房东敲开租客房门。门刚打开一条缝，埋伏人员同时冲入，将屋内男子按倒在地。张明高的裤裆里缝着一个暗兜，里面藏着一把上膛的六四式手枪。
 
民警还搜出两支五四式手枪、140多发子弹，以及几本已经翻毛边的孙子兵法。
 
这本书曾被他当成行动指南，最后却成了他身上最醒目的物证。书本没有替他规划出所谓的胜利，反而陪着他走进审讯室。
 
三天内，宋建廉、熊宗壁、彭毅相继落网。案卷上的数字也终于固定下来，从1983年至1991年，张明高等人作案28起，杀死21人，杀伤4人，抢劫现金和有价证券19万余元，黄金首饰600余克。
 
这些数字不是冷冰冰的统计，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个家庭突然失去亲人，都是一座城市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放下的恐惧。
 
1991年12月1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明高死刑。12月28日，他和3名同伙在武汉体育馆宣判大会后被押赴刑场。
 
有人喜欢把这类案件归结成一句话，凶手从小受苦，所以走上歧路。这样的解释太简单了。贫困可以制造压力，失亲可以留下创伤，被拒绝也会带来怨气，可这些都不能替杀人行为开脱。
 
真正改变方向的，是他一次次把伤害别人当成证明自己，把冷酷当成能力，把书里的谋略误解成现实中的通行证。
 
孙子兵法教不了人怎样逃避法律，也不可能教人怎样过好一生。把一本书压在枕头底下，并不会让人变强，真正决定结局的，始终是一个人在关键时刻选择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