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大爷与保姆同居17年，每月给她转账5860，分手时大爷却冷笑：这5860块，我一转转了17年，每月1号雷打不动，从63岁转到80岁，204个月，一分没差过。

我今年八十了，耳朵背，眼也花，可心里那本账，比账房先生还清楚。那年我六十三，刚退休没两年，老伴儿走了，儿子在国外，一年到头打不了几个电话。我这人一辈子要强，做饭洗衣这些事从来不沾手，老伴儿一走，家里乱成了猪窝，顿顿吃挂面就咸菜，邻居老李头看不过去，说给我介绍个保姆。王姐来的那天，穿了件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梳得溜光，站在门口有点局促，手指头绞着衣角。我上下打量她一眼，四十来岁，脸晒得黑红，一看就是干惯了粗活的人。我说：“管吃管住，一个月给你两千，干不干？”她点点头，当天就系上围裙进了厨房，半小时后端出一碗西红柿鸡蛋面，还卧了俩荷包蛋，那味道，跟我老伴儿做的一个样。我吃着吃着，眼眶就热了，赶紧低头扒拉，没让她看见。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王姐话不多，但手勤快，家里一天比一天亮堂。早上六点半准时把粥端上桌，中午两菜一汤，晚上给我烫壶黄酒。我血压高，她不知道从哪儿打听的偏方，天天用芹菜根煮水给我喝，苦得我龇牙咧嘴，可喝了大半年，血压真稳住了。有一回半夜我发高烧，烧得说胡话，她背不动我，硬是跑了两条街把社区医生拽来，守了我一宿。第二天我醒过来，看见她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块湿毛巾。那一刻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就觉得这屋子又有了人味儿。

第三年的时候，我主动把工资涨到了三千五，她推辞了半天，我说：“你值这个价。”其实我没说出口的是，我已经离不开她了。后来涨到四千二，再后来五千，最后定在5860。这个数是我特意算的，每月退休金到账，先给她转过去，剩下的才是我自己的花销。街坊邻居开始说闲话，什么“老牛吃嫩草”“保姆上位”，难听得很。我听见了就当没听见，王姐也从来不解释，只是出门买菜的时候把头低得更低。有一回我儿子打越洋电话，拐弯抹角地说：“爸，您那保姆……要不我给您找个男护工？”我直接把电话挂了，气得手直抖。王姐在厨房切菜，刀剁在案板上“咚咚”响，我知道她都听见了。

第五年还是第六年，记不清了，有天晚上我喝了点酒，借着酒劲跟她说：“王姐，要不咱俩……把证领了？”她正在擦桌子，抹布停在半空，半天没回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大哥，您别说了。我老家有丈夫，虽然瘫在床上十几年了，可到底没离婚。我出来挣钱，就是给他买药。”我脑袋“嗡”的一下，像被人泼了盆冷水。那晚我一夜没睡，翻来覆去地想，想她每天接的那个电话，想她每月往老家汇的钱，想她为什么总在阳台上偷偷抹眼泪。第二天早上，她照常端粥上来，我照常喝，谁也没再提这事儿。但从那以后，我每月转账的备注里多写了两个字：辛苦。

日子像流水一样，哗哗地就过去了。我七十岁那年摔了一跤，胯骨裂了，在医院躺了半个月。王姐天天守着我，擦身子、端屎端尿，连护士都以为她是我闺女。出院以后我脾气变得特别坏，动不动就发火，嫌饭烫了、嫌地没拖干净、嫌她走路声音大。其实我就是怕，怕自己成了废人，怕她嫌弃我。有一次我把碗摔在地上，冲她吼：“你走！我不需要你可怜！”她蹲在地上捡碎片，手指头扎破了，血珠子冒出来，她一声不吭地擦掉，抬头跟我说：“大哥，您别这样。我要是图钱，早走了。”我看着她那双粗糙的手，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从那以后我再没发过脾气，该吃药吃药，该锻炼锻炼，我得好起来，不能让她白伺候。

到了七十五岁以后，我明显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耳朵越来越背，她跟我说话得凑到跟前喊。眼睛也花了，看报纸得拿放大镜。可脑子还清楚，我记得她爱吃榴莲，每次发工资都给她买一个；记得她膝盖怕凉，托人从新疆带了条驼绒裤；记得她老家孙子考上大学，我偷偷多转了两万块钱，说是奖金。这些事我从来没说过，她也从来没问过。我们就像两条平行线，在一个屋檐下各过各的，又像两根拧在一起的麻绳，早就分不开了。

上个月，她老家来电话，说她丈夫没了。她接电话的时候手抖得厉害，挂了以后坐在椅子上发了半天呆。我递给她一杯水，说：“回去看看吧。”她摇摇头：“这么多年没回去，回去也不认识了。”可我知道，她夜里偷偷哭了好几回。昨天她跟我说要走，说孙子要结婚，她得回去帮忙带重孙子。我没挽留，只说：“好。”然后今天早上，我把最后一笔5860转过去，备注里写了三个字：到站了。

她走的时候，站在门口，嘴唇哆嗦着想说啥，我没让她说。我说了那句憋了很久的话，其实不是气她，是气我自己。十七年，二百零四个月，每个月一号准时到账，可这些钱买不来一个名分，买不来一句“老伴儿”。我笑，是笑自己精明了一辈子，最后算不清这笔感情账。她关上门的那一刻，我听见她哭了，我也哭了。可我俩谁都没回头，因为回头也没用，人生这趟车，到站了就得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