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7军军长李湘牺牲后，上级打算让副军长李水清接任，李水清却拒绝了：“不去，好不容易有学习的机会，现在学习更重要！”

1952年，67军军长李湘牺牲后，副军长李水清原本有机会接任军长。这个位置意味着更大的权力，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可他没有马上点头，反而表示自己想去学习。

在很多人看来，战场上的将领，最重要的是马上顶上去。李水清却认为，眼下最要紧的，不是换一个称呼，而是把仗为什么打得艰难，真正琢磨明白。

军政委找他谈过，意思很清楚，希望他留下来主持部队工作。李水清没有接受，谈完走出办公室，没回住处，直接去了军部学习室。

那间屋子里，摆着几本军事教材，还有半包烟。他翻开战术教材，找到自己做过记号的地方，在空白处写下一个问题，现代战争面对敌人火力覆盖，应该怎么应对？

这个问题，显然不是课堂上的纸面题目，而是朝鲜战场上一场场硬仗留下来的疑问。

夜里一点，参谋送来夜宵，看见李水清还在学习室。馒头接到手里，他只咬了一口，眼睛依然盯着书页，还让人帮忙找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火力配置资料。

几天后，调令正式下达，邱蔚担任代理军长。李水清没有把手里的事情简单交出去，他把整理好的地形笔记、敌情习惯记录，以及李湘生前和他一起推演过的作战预案，一并交给了邱蔚。

那个铁皮盒子里，装着的不只是几张图纸，每一页都有批注，哪里可能遭遇渗透，哪里需要提前布置哨位，哪些位置不能只看地图上的距离，都写得清清楚楚。

交接时，李水清还专门指出，敌人喜欢在拂晓前进行渗透，哨位不能摆得太靠后，前沿观察和侧翼警戒都要提前准备。说完这些，他才收拾行李，前往南京军事学院。

学院里的课程排得很满，战略、战役、后勤保障，还有专门研究美军作战方式的内容。李水清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用在了地图和笔记上，不懂就画问号，下课追着教员继续问。

同宿舍的战友有一次看见他对着地图发呆，问他到底在琢磨什么。李水清指着几处战斗地点，回答得很直接，他想弄清楚部队到底是怎么吃亏的。

敌人火力一覆盖，电话线容易中断，指挥容易混乱，部队之间也可能失去联系。只靠士气和勇敢往前冲，能不能扛住一轮又一轮炮火？这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上甘岭战役后来成为朝鲜战场坑道防御的典型案例，志愿军依靠坑道、交通壕和隐蔽工事，在强大火力压力下保存力量，再寻找反击机会。李水清在学习中关注的，正是这种怎样减少损失、保持指挥、争取主动的办法。

核心阵地和反斜面隐蔽部要用交通壕连接起来，表面阵地即使受到打击，兵力也能转移和机动。通讯不能只依靠电话线，还要设置简易信号点，用灯光、哨音等办法留下备用通道。预备队也不能全部堆在后方，而要分散布置在侧后方，随时向不同方向投入。

这些内容，教材里未必都能找到现成答案。教战役学的教员看完后，把他叫到办公室，认为其中有些办法带着明显的实战痕迹。

李水清的回答很平实，这些想法是从战场上的损失里总结出来的，也是自己反复推演出来的。
学习到底有没有用，不能只看笔记写了多少页，还得放进演习里检验。

结业前，学院组织对抗演习。李水清担任红军师长，蓝军拥有模拟炮火优势，开场就对红军前沿进行猛烈覆盖。

如果按照常见思路，部队可能会尽力守住表面阵地。李水清却命令主力进入反斜面工事，只留下少量人员负责观察，同时派出小股兵力从侧翼迂回，模拟袭击蓝军炮兵阵地。

演习裁判判定，蓝军炮火效力因为遭到袭击下降百分之三十。红军主力随即从隐蔽部出击，重新夺回前沿。

这个结果不能简单理解成一套办法就能破解火力优势，毕竟演习有规则，真实战场也远比推演复杂。可它至少说明，面对强敌，部队可以通过工事、通讯、分散配置和主动袭扰，降低被动挨打的程度。

学习不是把教材背熟，更不是把别人的战法原样搬过来，而是把战场上的教训整理成能执行的办法。

演习讲评时，院长评价红军用的是土办法，解决的却是火力优势带来的难题。办法可以朴素，思路不能停留在老经验里。

结业那天，李水清的小本子已经写满大半。他把本子收进行囊，回到67军后，没有先去办公室，而是先到李湘军长墓前敬礼。

这一次，他带回来的不是一个漂亮的职务，也不是一套只适合课堂的答案，而是对部队训练和作战的具体安排。

军部会议室里，邱蔚和几名师长已经等着他。墙上挂着朝鲜东线地图，李水清走到地图前，提出把坑道加深，把交通壕连接到营一级，各连都要练习简易通讯，电话线断了，指挥也不能停。

他还谈到火力配置、预备队位置和敌情判断，讲的都是如何落到班排、连营，如何在最坏情况下继续保持行动。

有人把升任军长看成一次机会，李水清却把学习看成另一种战斗。职位可以暂时交给别人，部队面临的问题却不能一直拖着。

真正关键的不是谁坐在军长的位置上，而是这支部队能不能把吃过的亏变成下一次少吃亏的办法。窗外训练号声响起时，李水清的思路已经从纸面回到了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