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考公是社会的悲哀！2026年国考仅放出3.81万个岗位，却有371.8万人通过资格审核，最终实际赴考、落笔作答的仍有283.1万人。再看同年考研报名人数为343万，国考已反超考研，成为高考之后最具分量的全国性大考，大批高校毕业生把这场笔试视作足以扭转人生轨迹的独木桥。
有网友感慨：“当最聪明的年轻人都去抢铁饭碗，谁来造饭碗？”

2026年11月30日，283.1万人同时走进全国250个城市的考场，角逐3.81万个录用名额，实际参考人数与计划录用数之比约为74比1。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足够惊人，但更值得琢磨的是它来的方向。

2021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还是157.6万，五年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371.8万，涨幅超过135%。招录规模呢，2021年计划招2.57万人，2026年计划招3.81万人，看上去扩招了将近一半，但和报名人数的增长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五年时间，报名人数多出来两百多万，招录名额只多了一万出头。这个缺口就是竞争的真相。

真正走进考场的人比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少了将近九十万。将近四分之一的报名者在最后关头选择了放弃。放弃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因素几乎是共通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考不上。

报名的时候抱着“万一呢”的心态，缴费的时候想着“就当买张彩票”，到了考试前一天，理智终于压过了幻想。这种“报了名但不一定去考”的模式，正在成为国考的一种常态。

2025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298.2万人，实际参考258.6万人，弃考率超过13%。2026年这个比例进一步扩大到了将近24%。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从报名到上岸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场考试，而是一堵看不见底的墙。

当一个考试的大部分参与者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自己能赢，这个考试本身的意义就已经变了。它不再是一个选拔机制，而变成了一个心理安慰剂。

2026年国考有一个政策变化值得单独拎出来说：年龄限制放宽了。一般报考者的年龄上限从35周岁调整到38周岁，应届硕博研究生更是放宽到43周岁。这个调整的初衷是配合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同时给更多人机会。

但实际效果是，它把本来已经因为年龄被挡在门外的那批人重新拉了回来。一个36岁被企业优化掉的中层，一个37岁想从教培行业转行的老师，一个38岁在私企干了十几年突然发现没有上升空间的人，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又有资格考公了。

这批人的加入，让本来就拥挤的赛道更加水泄不通。中公教育的分析直接点明了这一点：年龄放宽“直接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考生基数，是报名规模在招录人数小幅缩减的背景下依然实现跃升的关键原因之一”。

最热的岗位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太一样。不是中央部委，不是海关税务，是云南瑞丽一个遣返中心的基层民警岗位。只招一个人，报名结束前审查通过人数就到了6470人，报录比超过6470比1。

这个岗位在边境线上，工作内容是遣返非法入境人员，条件谈不上好，位置谈不上优越，但依然被挤成了这个样子。西安铁路公安局一个基层所队民警岗位，招一个人，报名超过一千三百人。

这些岗位的共同特征是门槛不高，专业限制少，学历要求宽，换句话说，是大多数人“够得着”的岗位。够得着，所以都去够，够的人越多，够着的概率就越小。

考研的数据放在旁边看，对比更明显。2026年考研报名343万，比上一年少了45万，而且是连续第三年下降。专家的解释是毕业生“回归理性”了，开始觉得读研的性价比不够高了。

读两三年出来还是要找工作，而且研究生学历在就业市场上的溢价正在缩水。相比之下，考公的逻辑简单直接得多：考上了就有编制，有编制就有稳定收入，有稳定收入就能解决生活中大部分的不确定性问题。在年轻人眼里，这是一笔不需要犹豫的账。

考研降温而考公升温，不是因为年轻人变懒了或者变怂了，而是因为他们在用脚投票，告诉这个社会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

考公热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它是整个就业市场信号的一次集体投射。当民营企业招聘收缩、当互联网大厂不再扩张、当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整、当灵活就业的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的时候，“稳定”这两个字的权重就会被无限放大。

公务员职业的吸引力从来不在于工资有多高，而在于它的确定性。在经济上行期，确定性不值钱，因为到处都是机会；在经济下行期，确定性就是最稀缺的东西，因为机会变得太少。考公人数的曲线，某种程度上就是经济预期的反向指标。

但这个逻辑走到极端就会产生一个尴尬的结果：最年轻、最受过教育、最有精力的一批人，把人生中最好的几年花在了刷行测题和背申论模板上。

那些最终走进考场的人，拿到试卷的那一刻心里在想什么，外人很难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283.1万人里，最终只有3.81万人能拿到那个“上岸”的结果。剩下的人要重新面对那个他们试图逃离的问题：接下来该往哪走。考公本身没有错，把考公当成唯一出路才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