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红军军长在1930年上任途中被敌人抓住。谁知？还没有动刑，他开口就说：“我是红军。”敌人疑心试探他“你走吧。”不料，他却说：“长官，让我在监狱再住段时间吧。”惊的敌人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

为什么要留下？他的理由听起来十分寒酸，赶了几天路，外面又冷，肚子也没吃饱，牢里至少每天有两顿饭，定时定量。

士兵听完直撇嘴，牢饭不过是稀粥和咸菜，哪里算得上什么好饭。罗南辉也不争辩，只说有饭吃就行。

一个承认自己是红军的人，却把监狱说成避风处，这合常理吗？也正是这种看似窝囊的表现，让敌人一时没法判断。

王陵基没有马上相信他。

罗南辉此前说过，自己是来送信的。敌人立刻搜查他的包袱，里面只有两件单衣和半块发霉的干饼。罗南辉解释，干饼是三天前藏下的，包袱里没有值钱东西。

接着，王陵基追问信送到了哪里。罗南辉回答得很快，顺和旅店二楼左手第三间。

偏偏这个房间，正是敌人正在盯着的地方。

情况一下复杂起来。王陵基问房里的人去了哪里，罗南辉说自己敲门没人应，刚下楼就被抓住了。可旅店伙计随后带来消息，那间房三天前已经退掉。

他说的话没有明显漏洞，时间却对不上，房间也确实不对劲。敌人会不会认为，他是在故意编造经过？

更让人疑惑的，是罗南辉的手。

他的指关节粗大，虎口有厚茧，像常年摸枪的人，这样的手，可能是一个刻意把自己装成农民的红军。

王陵基没有当场下结论，只让人把他关进西院牢房。

铁门关上的那一刻，罗南辉才稍微放松下来。因为敌人搜走的只是破包袱，真正要紧的东西还贴在他的身上。

那是一份川东特委联络名单，用暗语写成，藏在内衣夹层里。

罗南辉说自己送信，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他真正的任务不是送信，而是接头。顺和旅店原本应该有人出现，可房间已经空了，联络点很可能出了问题。

这四天，看起来是被关押，实际上也是一种掩护。

第一天晚上，狱卒送来一碗稀饭和几根咸菜。罗南辉吃得干干净净，连碗底都没剩。对一个赶路多日、长期挨饿的人来说，这顿饭确实比野地里的冷风强。

第二天，王陵基隔着栅栏询问他睡得怎么样。罗南辉回答说睡得踏实，还试探着提出，能不能再住两天，等天晴之后出去找活干。

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像个只想混口饭吃的穷人。他不喊冤，也不急着证明自己清白，更没有主动吹嘘什么身份。敌人或许会想，一个真正重要的红军人员，怎么会把牢房当成避雨避风的地方？

这就是他要制造的感觉。

审讯并没有停。士兵拿来纸笔，让他写红军的情况，写了就放人。罗南辉拿起笔，只写自己叫罗二娃，是巴中人，父亲种地，母亲织布。

士兵当场拍了桌子，问的根本不是这些。

罗南辉却说自己不识字，红军的事情也没人告诉他。纸上的字歪歪扭扭，大小不一，看起来确实像没读过书的人写下的。

这招不算多高明，却很管用。地下联络人员不一定要表现得聪明，有时越像一个普通人，越容易让审讯者放松。

当然，伪装不是万能的。粗糙的双手、泥土和破衣服帮了罗南辉，可顺和旅店的异常始终没有消失，敌人的怀疑也没有完全打消。很多时候，隐蔽行动不是一次漂亮的脱身，而是不断把危险往后推。

第三天，牢里来了一个新犯人。半夜，那人咳嗽了一阵，天快亮时又敲着栅栏，试探罗南辉是哪一边的人。

罗南辉没有回答，只翻身面向墙壁。

这个细节很重要。陌生人可能只是普通犯人，也可能是敌人安排的试探。名单还藏在身上，他不能因为一句搭话，就暴露自己和外界的联系。

在当时的地下联络中，旅店、码头、茶馆这类人员来往频繁的地方，既方便接头，也容易被盯上。一个房间突然退掉，一个熟人没有出现，往往就意味着原来的路线不能再走。联络人员要做的，不是硬闯，而是及时改线。

第四天，王陵基亲自下令放人，只警告他以后别再被抓到。

罗南辉慢慢站起来，捶了捶腿，收好那个破包袱，还向对方道谢。他走出牢房，穿过院子，脚步不快，也没有频频回头。

在守门士兵眼里，这人或许像个被吓傻的穷汉。可走出两条街后，罗南辉拐进小巷，脱下棉袄，把衣服翻了个面。

原本灰扑扑的外层翻进去，里面的深蓝色露了出来。一个动作，外表就换了样子。他又把破包袱扔进垃圾堆，从墙角摸起一块石头，在墙上画下三角形，下面再划两道横线。

这是安全、暂时不要联系的暗号。

顺和旅店已经暴露，万县原来的联络点不能继续使用。罗南辉没有急着回头找熟人，也没有马上去接触名单上的人，而是改走备用路线，寻找新的接头对象。

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码头扛包的老钟。

纸张仍贴在内衣夹层里，敌人没有发现。雨停后，石板路泛着青光，罗南辉压低帽檐，朝江边走去。

四天牢房，一碗稀饭，一件能翻面的棉袄，还有墙上那个不起眼的暗号，组成了一个地下联络人员的求生办法。

他不是为了躲在牢里，而是为了活着走出去，把消息送到该到的人手里。